1楼：漫阅科技
秦代文学的代表作家是李斯。统一前他的《谏逐客书》，指出秦统治者“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之非计，不仅表现了政治家的远见，而且也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晚期斗争剧烈、各国统治阶级争取人才的历史，是一篇富于文采、趋向骈偶化的政论散文。
李斯的《柬逐客书》与秦代文学的关系
2楼：苏小小微
李斯是秦代文学的唯一代表作家。
李斯的《谏逐客书》。鲁迅说“秦代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这篇文章历数秦穆公以来秦国因客卿的帮助而成霸业事实，要用人惟材，不能限于一地。所以,他说:“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
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名其德。”
3楼：匿名用户
搞不清楚 你问的什么 秦代文学作品其实 就《吕氏春秋》和《谏逐客书》这2部作品
李斯的《谏逐客书》中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
4楼：漫阅科技
秦代文学的代表来作家是李斯。统一前他源的《谏bai逐客书》，指出秦统治者“逐
du客以资zhi
敌国，损民以益仇dao，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之非计，不仅表现了政治家的远见，而且也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晚期斗争剧烈、各国统治阶级争取人才的历史，是一篇富于文采、趋向骈偶化的政论散文。
李斯的《谏逐客书》为什么属于秦朝文学而不是春秋战国
5楼：地狱骑士休斯
因为李斯活到了秦国统一天下
6楼：黛妮
一、李斯其人主要的身份定位。
李斯是秦帝国丞相，他的确是一般意义上的秦汉人物，虽其有战国时代的活动轨迹，但并不影响这一定位性认识，因之，其为作家，自然也是秦汉作家，则其作品一并归于秦汉，并无大的问题。鲁迅先生曾经有：“秦代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是代表了这样的看法的。
二、文学断代，并不能统统的以时间来机械的划分。
实际上历史断代也是如此，春秋战国的断代也并不是与《春秋》、《战国策》严格相合的，最重要的指标还是根本的气象或质地。李斯的这篇文章文章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畅，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具汉代辞赋之丽，已露承上启下之态，正与秦代之于春秋战国与两汉的历史位置相映衬。文中最精彩是中间一段，语辞泛滥，意杂诙嘲，语奇字重，兔起鹘落，可谓骈体之祖，这更不是春秋战国文学所能涵盖的意义范畴。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也是将李斯列为单篇，并进而谈及秦代文学的。此外，李斯传世散文计20余篇，除《谏逐客书》外尚有《论统一书》、《论督责》、《狱中上秦二世书》等，气韵一贯，其中乃是秦统一后作品为多，这一作品群体，确为秦代文学不可或缺之部。
李斯为什么写谏逐客书
7楼：
《谏逐客书》确乎写得机巧。韩人郑国为削弱秦国国力、阻遏秦国东扩目的，说服秦王修建水利（即后来的郑国渠），此谓有名的“疲秦计”。水渠修建中，“疲秦计”被识破，秦王大怒，要将一切非秦国之人驱逐出境，其中包括从六国投奔来的“游士”。
春秋战国时期，为“游说者之秋”，诸侯为图霸天下或保疆拓土，广纳天下贤士，多至“门客三千”，能人志士因此四处游走，为接纳自己的诸侯效力，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游士”制度开了所谓中国人才流动之先。李斯就是其中一个游士，本是“楚上蔡人”，投奔到秦国做官，也在驱逐之列。
李斯为说服秦王收回成命，便上了《谏逐客书》。在《谏逐客书》中，李斯一方面列举游士对于秦国的历史功绩，打动秦王，“使秦成帝业……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以负于秦哉”；另一方面，分析留客逐客的利弊，晓以利害，“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其中名句多多，例如“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等等。秦王读罢，悚然动容，立即废除逐客之令，恢复李斯的官职，并加以重用，取其谋略，最后一统天下。由此观之，李斯文才过人，兼为法家之推行者，又精于谋略，辅助秦始皇一统天下，位列三公，按理说其功绩应是历代将相之最，似乎足可以与具有同等职位的周公、召公并列，令人仰慕。
后来上大学时，翻阅《史记》，读到“李斯列传”，才知当年佩服李斯的念头大错特错，不禁唏嘘。在太史公司马迁的史实记载中，李斯其实不过是个势利小人。李斯助秦始皇完成帝业，但其劣迹斑斑，对中国文化和制度的破坏绝对不可原谅。
他最后虽因谏争受赵高陷害，并被荒淫无度的秦二世处死——“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可是他的死可谓咎由自取、因果相报，因为其死时所受之“严刑酷法”，正是他生前建议制定用来“役民”的。李斯在历史上留下法家代表人物的“声誉”，但他的这种“声誉”给法家背上了无法洗刷的历史黑锅。李斯所作所为，也使其作为秦始皇开朝辅佐重臣的意义化为乌有。
太史公在“李斯列传”文后附有如下评价：“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畔，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
诸侯已判，斯乃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李斯一生确实为恶无数，在文化与制度层面说，就至少有三件大坏事。第一件，建议秦始皇“焚书坑儒”，剪除百家，独尊法家。“焚书坑儒”故事是我们熟悉的，但它起意于李斯可能是我们未加注意的。
如果说法家就是李斯所代表的，其品位也就太低了，因为它作为秦朝的制度实践，在李斯的观念体系里，是以“愚民”思想为基础的。为维护秦始皇的“一尊”，李斯建议剪除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即“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并消灭以言论自由为基础的牵制君权的“党与成乎下”，以此为基础推行“令出莫有不行”的法家之治。我们来看看李斯的上书：
“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益蜀]除去之。
令至满三十日弗去，[黑京]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如此利于君主**，秦始皇当然乐于采纳。“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
就是这个废除百家维护君权的法家，使得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的局面一旦终结。中国的文化思想发展由此陷入不自由的困境。后来儒家兴起之后也唯我独尊，与受过这一历史事件的刺激恐怕不会无关。
李斯所为第二件大受非议之事，乃是参与“弑长立幼”的事件。他与内臣赵高合谋，隐瞒遗诏，伪造假旨，害死“刚毅而仁厚”的太子扶苏，把“平庸而荒淫”的少子胡亥推上皇位。废兄立弟本来并非绝对不可，但是，李斯此举，于私于公却都非受非议不可。
于私而言，李斯为法家推行者，自称“谨奉皇命法令”，却竟然致“传位遗诏”于不顾，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么？所以他的法家主张，并非一种一以贯之的体系，而是可行可止的功利手段，与今日所谓“法治”思想完全不是一个境界。于公而言，废除且杀死一个史载为“仁厚”的继位者，改立其明知的昏庸而荒淫的胡亥，这种做法无论如何都很不合适。
用古人的话说，不仅是不忠，而且更是做臣的“不贤”。或许有人以为这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所作所为。但是，从他的这一行为看，完全称不上“政治家”之为。
所谓“家”者必须有一定的“境界追求”，是生活在一种向上的独立思想信仰里。李斯在这场历史事件中表现的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政客”形象。当地位比他低下的赵高找他商议时，用了两句很优美的诗作论，“秋霜降者草木落，水摇动者万物作”，所谓识实务者为俊杰，建议他在安危不定时，应选择对自己有利者为之，先求一己之安，莫问天下洪水滔滔。
赵高提醒李斯，一旦扶苏即位，必然重用蒙恬，他很可能失去宰相之位。李斯明知“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却终于被“打动”，仰天而叹：“嗟乎！
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与赵高同流合污，演出“弑长立幼”的史剧。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就是“违宪窃政”，**还有点“法治”的样子？
李斯干的第三件大坏事，乃是建议秦二世推行“严刑酷法”制度，使中国历史上商鞅、韩非子等等一干人苦心经营的法家，不仅未成为一种根基于人性关怀的学说制度，而是彻底沦落为帝王之术，由“焚书”之“愚民”推进到所谓“严家无格虏”的“役民”。说出来非常可笑，李斯之所以建议“严威酷刑”，其实是为了“阿二世意，欲求容”，换句话说，为了保全自己，阿顺苟合，出卖灵魂（或许他根本没有灵魂）。秦二世荒淫无度，他的哲学是人生短暂，如“犹聘六骥过决隙也”，要想尽办法及时行乐，“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
赵高为满足秦二世的心愿，提出了“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的计谋，导致秦国上下人人自危，“当忧死而不暇”。这时的李斯也因为“恐惧”，竟然也奉献了一出堪称无耻之极的“上书”。他抨击说，尧、禹这些古代圣君不配为帝王，因为他们不以天下为享乐而是以天下为桎梏，“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一点都不高贵。
他建议，秦二世如要做一个真正的帝王，就应该“己贵而人贱”，推行严刑酷法，督责天下，役使天下。他歪曲引用韩非子“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名言为此论证，提出一套悖论，说“法修术明，天下乱者，未之闻也”，“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
群臣百姓，救过不及，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这是什么逻辑！
秦二世当然乐于采纳李斯的建议。秦朝“法家之治”达到又恐怖又可笑的境地：“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
看到这种情况，秦二世非常高兴，称赞严刑酷法好极了，“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正是这样，秦二世在关东群雄并起之际，竟然还能劳民伤财，修建三百里阿房宫。
李斯的“督责之诚则天下安”的胡说八道，最终被项羽的一把火连同阿房宫一道化为灰烬。历史已经久远，对李斯为事为人的反思却实在不乏意义。对于李斯的为事，即他所推行的法家实践的极端荒谬点，我们今天应该比较容易看得清楚。
现代法治必须要以思想繁荣学术争鸣为前提，要建立在维护人民权利、限制**权力的基础上，要以认真对待“每一个人”为目的。而李斯建议的那种以“愚民”为前提、以“役民”为追求的“法家”之治，是极端反人性的东西，与人类文明根本向背。对于李斯的为人，认识起来却不那么容易。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弄不好还可能不相信李斯为人彻底失败。太史公曾说，关于李斯其人，一向流行的比较普遍的见解，往往是“皆以斯忠而被五刑死”，即李斯似乎还被看成具有“好人”成分。太史公在《史记》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种俗见，指出李斯绝非“忠”者，而是一个“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的人。
这种评价非常到位。对政治生活，李斯确实是完全采取了一种非道德的方式，他的一生不是缺乏道德勇气，而是根本就不具有道德勇气。因为他压根就不具有政治道德感。
为什么李斯这个所谓智谋过人、文采超群的人，竟然一点政治道德也没有呢？答案其实是明显的。说抽象一些，是他在骨子上存在巨大的人性缺陷，即缺乏最基本的一点人性；说得明白点，是他根本上是个势利小人，可以为实现个人目的永远不计手段。
我们可以猜想他是在沦丧人性中长大的。所以，早年他在从荀卿学成帝王之术时，就毫不犹豫地踏上势利之途。他急于去秦国谋官，如此陈述告别老师的理由：
“斯闻‘得时无怠’……故垢莫大于卑贱，而悲莫于贫穷。”到这里，可能还有人不免疑虑，难道李斯真的一点良心都没有吗？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他的那篇文才激扬的《谏逐客书》，难道也没有丁点人性光彩么？
我的回答是，很遗憾！他的那篇《谏逐客书》，也全然没有一闪念的良心。这篇为“游士”一辩的谏文，并非“惜才”之论，而是“功利”之言说，他的那些机巧的比喻，包括如果不纳外国女子便后宫无“佳冶窈窕赵女”的形象说法，都透着一股浓烈的“利好”气味。
他建议用外国人才，用他自己的表白来说不过是一种“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正是因为这样，在他早期为秦王所用担任长史时，就献出了“买士杀士之计”，对凡为他国所用的人才，建议秦王要么贿买要么杀掉，即“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好一个人才“超限战”，真是恐怖啊！
李斯上谏逐客书的内容是什么,《谏逐客书》中李斯的观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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