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箫洒舞剑
长期以来,孟子的义利思想被人误解,认为他的重义轻利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否定了人们维护和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权利.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原典的语境抽离,将孟子关于义利关系的话语从具体的时间、地点、社会背景中抽离出来,置于绝对时空中.
比如“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句话,是孟子对梁惠王说的,有着特殊的语境.而我和许多人一样,把它当成孟子对义利问题的典型论断,并从中引申出重义轻利、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反对言利等观点.
另外,我们也把这句话从孟子的整个话语体系中抽离出来,割断了它和前后许多相关话语的内在联系,把它当作一个孤立的哲学命题来看待,这就使一个本来有其合理性的论断变得荒诞和不可思议.其二是引用者的语境置换,即把孟子的义利话语的原有语境剥离之后,移置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把一个过去时的话语变为现在时.当时中国刚从文革的恶梦中走出来,物质匮乏,道德理想主义破灭,发展经济成为头等大事.
改革开放,观念变革,人人都想尽快富裕起来,物质利益受到极大关注,马克思关于利益是道德的基础的论断被伦理学界当文物一样发现并引起普遍重视.在这样的语境中与孟子相遇,必然认为“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是阻碍社会发展的落后,反动思想.
二十年来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见利忘义、唯利是图、道德沦丧的行为引起社会普遍的忧虑.此时重读《孟子》,就发现原先对孟子义利观的许多误解.既然是语境抽离和置换引起了误读,那就应通过语境还原去弄清孟子讲义利问题的具体背景,认识他这样说的用意何在.
仔细读《孟子》一书,可以看出当时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礼崩乐坏”,“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天下之人,唯利是求”.社会风气是重利轻义,见利忘义.而孟子游说诸侯,遇到的梁惠王、齐宣王等,都是急欲称王称霸的唯利是图之人,孟子在他们面前还用得着再谈利吗?
作为一个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在世道衰微之时,不得不以矫枉过正的态度大讲重义轻利,以矫治重利轻义,唯利是求的时弊.
如果把《孟子》中谈道义与利益的内容综合加以分析,就会看出孟子的义利观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片面偏激,只讲义不讲利.他的义利思想包含了先利后义、以利说义、先义后利三个层面.
（一）先利后义.孟子继承了孔子先满后教的思想,与管仲说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一样,认为要让老百姓讲道德礼义,首先要保证他们起码的物质利益,满足他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孟子并不是道德至上论者,生存才是第一位的.
普通百姓首先想的是维持一家人的生存问题.生存问题解决了,才会想如何体面的生存,做受人尊敬的讲礼义的人.显然,孟子认为道德要以一定的物质做为基础,他还把道德水平与私有财产联系起来,作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论断.
这里的“恒产”指土地、房屋、田园等固定财产以及与此相联的稳定职业；“恒心”指基本的道德观念.
（二）以利说义.孟子把义和利联系在一起,再三告诉人们只有按道义的原则做人行事,才能得到正当长远的利益.孟子游说诸侯、劝导民众的方式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讲仁义是因为它有用,大则可以得天下,小则可以满足个人的求利、求名、求自尊的欲望.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人都想求名利,求富贵,要达到这些目的,孟子认为只有义才是最正确,最宽敞,最稳妥的道路.
（三）先义后利.孟子是热衷于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家,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主要是作为一种治国策略提出来的.他认为当时“天下之人,唯利是求”,执政者行仁义的力度非常小,“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
”从宏面调控的角度看,就是利益驱动的力量过大而道德制约作用太小,求利与求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严重失衡.面对这种形势,孟子觉得必须加大道德对人们求利行为的制约力度,强调以仁义治国,才能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因此孟子对诸侯讲治国之道,总是主张先义后利.
儒家创始人孔小和孟子大概认识到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本性难以改变,但又不能不加以节制,抢着“知其不可而为之”悲剧意识奔走呼号,伸张道义,宣传仁爱.
孟子和康德式的西方思想家不同,他不是在书斋里从事纯粹形而上的思考,专事著述,而是四处奔波,游说诸侯,推销自己设计的政治蓝图.因此他非常注意因人施教,根据具体对象决定说什么,怎样说.他的话被回忆记录下来,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典籍.
《论语》、《孟子》这类语录体经典,语境还原对理解其思想内涵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抽离了语境而盲目加以普适化,就会导致误读.
2楼：匿名用户
理学之“义”的治国方针,较重要的有四点：一是“三纲”说；二是“重义轻利”；三是“思想**”；四是“诛心”说。
关于“重义轻利”.理学在经济上,主张“重义轻利”,传统上,理论界都用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或孟子的“义,人之正路”和“舍生取义”等来说明,其实,孔、孟在讲“义、利”完全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出发的.应当肯定,如果只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讲“重义轻利”,那么“义”作为人类的一种美德一直值得提倡,无可厚非.
可是,理学讲的“义、利”,完全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不是从伦理的角度.如朱熹所说：“自到浙中,觉得朋友间却别是一种议论……直说义理与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别,此大可骇.
……熹窃认为今日之病,唯此为大.”又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
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旦）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朱熹根据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认为：
“《春秋》**正是如此.”在先秦,从政治经济角度来谈“义、利”关系的只有韩非,如《韩非子·说疑》说：“若夫周滑之、郑王孙申、陈公孙宁、仪行父、荆芋尹申亥、随少师、越种干、吴王孙頟、晋阳成泄、齐竖习、易牙,此十二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义.
”因此,理学的“重义轻利”亦源于韩非。
怎样论孟子的义利观
3楼：哈哈欠为你违逆
战国时期梁惠王问一学者有关利国之道的问题。该学者答道：“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位学者是孟子。
孟子的义利观，把义和利看作是一对矛盾，强调要“贵义贱利”。
4楼：山海轩
孟子义利观:"重义"诚可贵 "轻利"该不该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也是孟子思想中极重要的内容。但长期以来，孟子的义利之辨受到诸多曲解。传统的观点认为孟子“重义轻利”，后来在认同“重义”的前提下，有人对其是否“轻利”提出质疑，并针对传统的“重义轻利”说，提出“重义但不轻利”的新解释。
认为“重义”只是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以义求利，并非不言利，也不轻利。
分歧的焦点主要在于对孟子“何必曰利”的“利”字如何理解。这方面大致有三:其一，以“利”为功利之利、利害之利，即某一特定行为所产生的效果。
在这个意义上，“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含义是:人在实施某一行为时，在动机上应惟仁义是求，不计利害。传统“重义轻利”说大致如此。
其二，认为“利”是某种特殊性质的利益，如福利、公利、民利、大利以及与之相反的财利、私利、君利、小利等等，而孟子的“何必曰利”所反对的只是后者。其三，同样以“利”为某种特殊性质的利益，但只划分为两大类，即义之利和不义之利，认为孟子只反对“不义之利”，凡属“义之利”，无**利、私利、君利、民利、大利、小利、财利、福利，均可言可求。三种意见中后两种意见虽强调“义”对“利”的至上性和先决性，但也把“义”和“利”绑在了一起，突出的只是人类逐利行为的合理性，而不是人类及其社会整体行为的合理性。
举例说，商人可以“以义求利”，甚至可以“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但是他必须要赚钱，也就是说昧心钱他可以不赚，但赔钱的买卖他也不会去做。但社会生活中恰恰有许多事情不仅赔钱，而且搭命，却还是要做。个人如此，群体如此，社会更是如此。
如社会对“鳏寡孤独废疾”者的抚恤养育和照顾，如见人落水勇于施救，如此之类皆与逐利行为无关。而孟子义利之辨的着眼点根本不在逐利行为这一个方面的合理与否，而是整个人类个体行为和社会行为的合理与否。只有超越狭隘的商业伦理，从人类行为的整体伦理出发，才能体会孟子义利之辨的奥妙所在。
《孟子》中专辨义利的文字有两章:一章见于《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时的说词。孟子见梁惠王，王曰:
“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另一章见于《孟子·告子下》，是孟子遇宋λ于石丘时发表的高论。宋λ闻秦、楚构兵，决定往谒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高兴听，就再往谒秦王，“说而罢之”。
孟子问他将用什么道理来劝罢双方，宋λ回答:“我将言其不利也。”这便引出孟子的一段义利之论:
“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师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按:“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乃两章共同宗旨，也是孟子一生立言之“号”。其中孟子见梁惠王一章被放在《孟子》全书之首，其意义前人曾有道及者。
如赵歧《注》云:“治国之道，明当以仁义为名，然后上下和亲，君臣集穆，天经地义不易之道，故以建篇首。”又焦循《正义》云:
“《孟子》七篇，主明仁义，以此立首也。”可见，此篇此句起着为全书标名立号的作用。
那么，应当怎样理解这个“号”呢？几乎所有解读《孟子》的人都感觉出义和利在这里所具有的不容置疑的绝对对立的性质，只是有的学者总想通过赋予“利”以特殊意义的办法来减弱或化解这种对立，如前述第三派学者的做法，但那显然不合乎孟子的本旨。那么，孟子义利之辨的宗旨究竟是什么？
我们不妨先分析孟子和宋λ那段对话。细读这段对话，不难发现孟子的“何必曰利”一语并非指宋子所要解决的问题。宋λ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制止秦楚构兵，对此，孟子说“先生之志大矣”，可见他是赞同的。
但是，宋λ欲以构兵“不利”为理由劝秦楚罢兵，孟子却坚决反对，以为“先生之号则不可”。可见，他反对的乃是宋子劝秦楚罢兵的理由和根据。孟子认为，劝秦楚罢兵应从合不合仁义出发，而不应从利不利出发。
孟子在这里所辨的问题实则是人的行为的价值标准:判断某一行为应当与否的根据是什么?行为结果的利害？
还是行为本身的性质？显然，宋λ是以行为结果的利害为根据，引导行为主体趋利避害；孟子则相反，是以行为本身的仁义与否为根据，说服行为主体由非仁义之行复归于仁义之行。如此，则有两点可以澄清:
第一，“何必曰利”的“利”字，在此是指主体行为的结果，其含义是功利之利、利害之利；第二，孟子通过“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所表达的义利观的实质是:将行为主体对其行为结果的利害计较，从其动机中彻底摒除，而以行为本身的仁义与否为其唯一的动机关注。质言之，行为本身是否合乎仁义，乃是行为主体判定某事当行不当行的唯一根据，至于其结果的利与不利，则不仅不应计较，而且不应考虑，甚至可以说不求。
可以说，仁义所在，利亦往，不利亦往，勇往直前，万死不辞。显然，在这里，利作为行为的结果，无论其性质如何，合义的或不合义的，私己的或群体的，都与不利一样，被排除在行为主体的动机之外，不予丝毫的考虑计较。因此，想通过赋予“利”以特殊意义的办法来减弱或化解义利之间紧张和对立关系是不可能的。
孟子曾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离娄下》）“惟义所在”，这就是孟子义利之辨的最后结果。
由此可见，董仲舒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程颐所谓“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不当为”（《二程集》），皆与孟子的义利观合若符契，未尝有丝毫违背。据此，以“惟义主义”来指称孟子的义利观，应当说是合乎事实的。孟子又说: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告子上》）；“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又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离娄下》）显然，在孟子看来，仁义乃人之为人的本性，“居仁由义”的目的非为别的，只为实现其人之为人的本性。冯友兰曾如此概括和阐释孟子的这一观点:“人既是人，就应该实现人之所以为人者。
人扩充他的本性，就是实现人之所以为人者，并不是因为如此他个人或社会可以有什么利益。”可以说，这是对孟子“惟义主义”最简明、最恰当、最准确的一种阐释。它杜绝了商业化伦理对“义”的空间可能造成的种种侵蚀，旨在防止个人和社会面对“义而不利”的事情犹豫退却和逃避应负的道德责任。
这样一种“惟义主义”对现代人的启示多多，其价值不是狭隘的商业伦理所能比的。由此也可想到，那种通过把传统与现代作同质化阐释，进而肯定传统的现代价值的努力，不仅曲解了传统，而且恰恰取消了传统真正的价值所在。传统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恐怕就在于它与现代的异质性。
正因为与现代异质，才使传统成为超越的存在，为现代提供了一个反思和批判自身的参照。中国学者如果不能从同质性解读和阐释模式中摆脱出来，传统“创造性转化”恐怕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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