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匿名用户
一、“致良知”的教育作用与目标论
陆提出“心即理”的思想，认为仁义礼智等“天理”是“根乎人心则塞乎天地。”王守仁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理在本心”，而非心外，从这一观点出发，阐述教育作用。他认为“理”就是“心”，“心”是无地万物的起源，也是主宰。
“心”即世界，无所不包。“心”与“理”合而为一，不可分离。世上不存在离开人的主观认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规律。
故教育的作用就是“不假外求”、“求理于吾心”，直接了当地向内寻找，到内心中去体认。
王阳明又把人心中的“天理”叫做“良知”，他认为“良知”是“心”的本质，一切事物及其规律都包括在“良知”之中。先天的、不教自能的封建道德观念和品质都包括在“良知”之中，这个“良知”在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既不会减少，也不会丢失，但都可能被蒙蔽。他认为“致良知”的具体方法是“格物”。
王阳明的教育作用论，要求人们向内心去寻找先天存在的道德，以“心学”观点来论证教育作用，让人们把封建道德看成是自发的而非强制的，内在的而非外加的，使人更易接受伦理道德的束缚。所以，这种理论是明代中叶社会危机和教育危机的歪曲的反映。曾国藩、蒋介石都曾吹捧过王守仁“致良知”说，认为这是“求学作事”之根本。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郭沫若也曾受过王守仁的影响。
二、随人分限所及的教育原则
含三层意思。其
一、量力而行（施教）。他认为良知人皆有之，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人之资质不同，圣人与常人不同，圣人之间亦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yi，约20两），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
”教学应从学生的原有基础出发，逐步提高和加深，不可贪多图快，这样才能防止“食而不化”，还会使学生有自得之美。如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若之患，而有自得之美。
”（《传习录》中）可见已不局限于孟子“盈科而进”的比喻，而是与学生不同年龄的生理、心理特点联系起来，这是对教学思想的贡献。
三、儿童教育论
这是其教育思想中比较精彩的部分。王守仁十分重视儿童教育，他从“致良知”的要求出发，认为儿童时期“良知”保存最多，受蒙蔽最少，教育应从儿童时期开始。
（1）批判现状：当时学校教育中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现象十分严重，教育方法很机械，教育手段也很粗暴。他说：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复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
” 教师每天只是督促儿童读句子、背课文、摹仿写字和作诗文，检查责备儿童的行为举止，而不知道应对儿童用礼来教导，晓之以理。只是想使儿童聪明，但不知道应在道德礼仪上养成儿童的善行。教师经常鞭挞儿童，有时甚至用绳索捆缚来压制和折磨儿童。
所以有些儿童把学舍看作是监狱，把老师看作是仇人，不肯上学，经常逃学，捣蛋撒谎，只顾游玩而不思学习，以致学无长进。
（2）顺应性情、激发兴趣。王守仁坚决反对这种错误的教学方法。他针对当时儿童教育中的弊病，提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张。
王守仁认为，教学要注意儿童的年龄特点。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
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
”（同上）儿童的性情总是喜欢嬉游，而怕拘束与禁锢，就象草木刚刚萌芽，顺应它就会发展，摧残它就会衰退。所以他主张采取使儿童“趋向鼓舞”和“中心喜悦”的积极教育方法，才能使儿童的学习日有长进，就如春风时雨被及于草木一样，盎然生意，而不是冰霜剥落，生意萧条。
（3）在教学内容上，王守仁主张给儿童以歌诗、习礼、读书三方面的教育，陶冶儿童的思想和性情。一是“诱之诗歌”，他主张以唱歌吟诗的方式来教，这样不仅能激发他们的志向，而且还能消除他们的顽皮，使其多余的精力有发泄的机会，也能解除儿童内心的愁闷，使他们开朗活泼起来，并能适度地表达其情感。二是“导之习礼”，他主张以学习礼仪来教育儿童，使儿童养成一定的礼仪习惯，而且还能通过礼仪动作，“动荡血脉”，锻炼身体，健壮体魄。
三是“讽之读书”，他主张通过读书，开发儿童的智力，增加儿童的知识，同时还能“存心宣志”，形成儿童的一定的道德观念和理想。此外，王守仁认为还应有“考德”这门课，并作了具体规定。要求每天清晨，检查儿童在家里、在街坊中的言行心术、爱亲敬长、步趋礼节、忠信笃敬等做得如何，要婉转地加以诲谕，开导，然后再就席授业。
这有利于从小训练其道德行为习惯。
材料二反映王明阳的什么思想主张?简述其思想主张
2楼：墨宸三千
心外无理
王守仁秉承陆九渊的学说，使陆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因此他们被称为“陆王学派”。陆九渊从“心即理”说出发，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王守仁并不满意陆九渊的解释，他说：
陆象山之学，“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语，虽亦未免沿袭之累”。
王守仁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正如陆九渊所言“心接具是理，心即理也”，何消外求？故明“本心”则明“天理”。故王守仁强调：
“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知行合一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
比如，当知道孝顺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已经对父母非常的孝顺和关心；知道仁爱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仁爱的方式对待周围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在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他的目的在于“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对于朱熹的“先知后行”等**知与行的理论，王守仁在他学生编著的《传习录》中是这样理解的，古代的圣贤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知上，而忽略了行，认为这样下去会造成浮夸的风气，于是开始强调要知，更要行，而后世的人就理解为要先知而后行，这就错误的理解了圣贤的意思。北京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致良知王守仁经历过百死千难的人生体验，在五十岁时提出犹如画龙点睛般的学说宗旨“致良知”：“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人性本善，良知现成，但要懂得戒慎恐惧，所谓“慎独”（独处时犹如在大庭广众前，言行、思想均合乎礼仪），“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没有丝毫不善夹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心灵不受任何染污，这样良知自能百发百中。
王阳明解释说：“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
君子戒惧之功，无时或间（间断），则天理长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自无所昏蔽，自无所牵扰，自无所歉馁愧怍，动容周旋而中礼（合乎礼节），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斯乃所谓真洒落矣。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间断）。孰谓敬畏之心反为洒落累（牵累）耶？
唯求其是
王阳明倡“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求是”学风，并多有阐发。时至今日，“求是”精神仍然十分重要。浙江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士农工商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中提出，“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管仲）。”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且进一步说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
（《节庵公墓表》）王阳明《传习录拾遗》说：“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此说被称为“新四民论”。
四句教“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面概括，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
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诸求己。
王守仁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
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即“知行合一”。
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这是王阳明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即是“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穴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意鱼鸟自流形”的“真乐”或“真吾”状态。这种境界是超凡脱俗，摆脱个人名利毁誉贫富穷达束缚的自由状态。
在这种“至乐”境界之中，人与“大化”流行，“逍遥”于“人生山水”之间，实现了社会与自然、理性与感性、美与善相统一，达到了一种活泼泼的怡悦的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
王门四句教阐述了心体、性体和良知在其心学体系中所具有的多重意蕴，指出心、性、理三者的内涵并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等同的，并通过心性“无善无不善”的分析，指出王阳明所说的“至善”是超越道德善恶的不可执之善。最后，通过对本体与工夫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四句教所内含的潜在矛盾，指出此矛盾是心学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教育思想
《传习录》分上、中、下三卷，载于《王文成公全书》，为一至三卷，亦有单行本。卷上是王守仁讲学的语录，内容包括他早期讲学时主要讨论的“格物论”、“心即理”，以及有关经学本质与心性问题；卷中主要是王守仁写给时人及门生的七封信，实际上是七封论学书，此外还有《社会教条》等。在卷中最有影响的是《答顾东桥书》(又名《答人论学书》)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着重阐述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理论；卷下一部分是讲学语录，另一部分是《朱子晚年定论》。
《朱子晚年定论》包括王守仁写的序和由他辑录的朱熹遗文中三十四条“大悟旧说之非”的自责文字，旨在让朱熹作自我批评与自我否定，证明朱熹晚年确有“返本求真”的“心学”倾向。卷下收录的王守仁讲学语录主要是讨论“良知”与“致良知”的。《传习录》是由王门**徐爱和钱德洪等编辑的，它包括了王守仁学说的主要观点，历来被视作阳明学派的“教典”，是研究王守仁教育思想的重要资料。
其中的语录是王门**分别记录的，编辑者只作了汇编工作，注明哪些条是由谁记录的，未作进一步地整理，因此各条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7封书信出自王守仁的手笔，是王守仁论学书的代表作，但阅读这些书信时，如果与其他有关论学书信联系起来看，它们更多的反映了王守仁晚年比较成熟的教育思想，但由于编者的取舍，如《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大学问》等重要著作未予收录其中，它对于了解和研究王守仁的教育思想，明显有不足之感。所以在评介《传习录》一书时，有必要联系《全书》中的其他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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