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素颜控
在慢词体制的发展过程中影响最大的词人便是柳永。而且，柳永还发展了词的俚俗性特征，使之符合市民阶层的审美口味，开创了“俚俗词派”。柳永是宋词发展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
正是因为柳永的出现，才使宋词的创作走向更为广阔的道路。他的创作为宋词的发展展示出灿烂的前景。
慢词在词的发展史上是新事物，柳永词的特点，也集中体现在这个“新”字之上。“新”，是“新声”、“新腔”，是新的艺术，新的形式。历代对这一“新”字，有许多记载和精辟的分析、评价。
《苕溪渔隐丛话》卷一引《后山诗话》说：“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骨皮从俗，天下咏之。”李清照在她的《词论》中说：
“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函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清刘体仁《七颂堂词绎》说：“柳七最尖颖，时有俳狎。
”清宋翔凤在《乐府余论》中说：“慢词盖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
其后东坡、少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遂盛。”慢词“起仁宗朝”之说有误，但对柳永词的评价大体是得当的。
具体地说，柳永词的“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即：形式上有新的创造；内容上有新的开拓；艺术上有新的进展；语言上有新的变化。
1、形式上有新的创造
2、内容上有新的开拓
3.艺术上有新的进展
4、语言上有新的变化
对柳永词的俚俗、直率、大胆，时人几乎持一致的非议态度，因为这与词坛整体“趋雅”的审美倾向完全相违背，与时人的审美期待心理相矛盾。同时代的文坛领袖晏殊的态度十分鲜明。其后，苏轼特意将柳永标举出来，立为反面靶子，努力追求一种不同于柳永的审美风格。
然而，正是这种“俚俗”、“尘下”和“鄙语”，才赋予柳永词以崭新的时代特征；也正是这种“俚俗”，才使得他的词在下层人民中间广泛流传，并且受到普遍的欢迎。正如宋翔凤《乐府余论》所说：“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
虽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倚声家当尸而祝之。”两宋时期，尽管文人阶层对柳永俚俗词加以贬斥，而平民百姓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事实上，文人阶层口头上虽然不断对柳词加以指责，创作实践中却或多或少都要接受其影响。
在以后讨论各家创作时就会常常接触到这一话题。
当然，柳词并非全用俚俗的口语入词，根据内容的需要，他还善于提炼书面语言，善于融化前人的诗句入词，使他词的语言具有很高的文学性。
柳永在词史上的影响是巨大而又深远的。柳永词由于三点原因而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的喜爱：其一，语言俚俗浅近，易于被接受。
《碧鸡漫志》卷二称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后山诗话》称柳词“作新乐府，骫骨皮 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
”徐度在《却扫篇》中说：“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宋翔凤《乐府余论》说：
“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柳永词首先被民间下层以及边疆汉文化修养层次较低的少数民族所喜闻乐见是不容置疑的，《避暑录话》卷下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就说明了其受欢迎的普遍程度。
胡寅在《酒边词序》中也说：柳词“好之者以为无以复加。”即使是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和社会上层，虽然口头上和理智上表示反对，现实中也掩饰不住对柳词的喜爱。
仁宗在人前人后的两套作为，以及晏殊、苏轼等事实上是熟读了柳词却加以贬斥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二，大量创制新调，符合了人们的审美需求。李清照《词论》说：
柳永“变旧声作新声，大得声称于世。”在艺术欣赏方面，人们的审美心理永远是“喜新厌旧”的。最动听迷人、流行一时的乐曲也要逐渐被新兴的**所替代，柳永“新声”的出现，正好给人们带来全新的艺术享受。
其三，“艳冶”的话题，迎合了人们的性心理。《艺苑雌黄》说：“柳之《乐章》，人多称之。
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媟之语。”张端义《贵耳集》说：“盖词本管弦冶荡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
虽颇以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也。”男女**是出自人的自然本性的，因此也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这类题材的作品便受到了无论哪个阶层、哪个时代的读者的普遍欢迎。尤其是宋代都市经济繁荣之后，出现了一个古代的“市民阶层”，他们由中下层**及家属与仆人、衙门吏卒、商人、手工业者、艺人、城市贫民等等组成，他们在工作闲暇、茶余饭后需要精神调剂，需要娱乐享受，而这个阶层平日最大最多的娱乐方式就是赤裸裸地谈论“性”话题。
柳永词因此深得他们的喜爱，趋之若鹜。
德国著名**家舒曼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要尊重前人的遗产，也要一片真诚地对待新事物。”柳永正是这样做的。
他全面继承了我国古代诗歌的艺术传统并直接继承唐、五代词的创作经验，其中，他接受“花间”词人，特别是接受韦庄和李煜的影响更为明显。贺裳在《皱水轩词筌》中说：“小词以含蓄为佳，亦有作决绝语而妙者，如韦庄‘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之类是也。
牛峤‘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抑亦其次。柳耆卿‘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亦即韦意，而气加婉矣。”这里所说，虽然是指柳永的小令，但其率直真切，以抒情见长的特点却是贯穿于柳词整个创作之中的。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却是柳永能一片真诚地对待新事物。柳永长期生活于歌伎舞女之间，他一面继承敦煌曲子词的传统，一面从民间的“新声”中汲取丰富营养，从而在形式、内容、手法以及语言上有了新的突破和新的创造，并由此而获得很高声誉。柳永在词史上的地位也集中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慢词形式的大量创制和运用，从而使其成熟并得到推广，成为两宋词坛的主要创作形式；民间文学与语言的汲取，以及俚俗词派的创立。在词史上，作品在当时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除柳永以外，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了。而且，柳永词不仅在国内广泛流传，当时就传播到西夏、高丽，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柳永以毕生精力从事词的创作，在词的创作上，他是个全才。他既有创意之才，又有创调之才，在创意与创调两方面都充分表现出他的创新精神。后代词人几乎没有不在这两方面接受他的影响的。
很明显，如果没有柳永的出现，词的创作还很难摆脱小令的影响。正是因为柳永大量填写慢词并取得很大成功，“东坡、少游辈继起，慢词遂盛”（宋翔凤《乐府余论》）。这说明，象苏轼这样的大词人和秦观这样的“婉约之宗”，也都是在柳永的影响下大量从事慢词写作的。
周邦彦受柳永的影响更为明显。《柯亭词论》说：“周词渊源，全自柳出，其写情用赋笔，纯是屯田法。
”不过，在接受柳永的影响方面，各有不同，有的在创意方面接受的多些，有的在创调方面接受的多些。而在创意、创调两个方面同时接受柳永影响的词人就很少了。苏轼开创了豪放词的创作，把词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他在创调方面却没有象柳永那样做出大的贡献。
又如周邦彦，他在词调、词律的规范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在创意方面的进展却微乎其微。可见，在中国词史上能够象柳永那样在创意与创调两个方面同时作出贡献的词人，在北宋以后的词坛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了。王灼承认柳永词“序事闲暇，有首有尾，亦间出佳语，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
柳永对词的发展有哪些贡献求答案
2楼：万顷天空一掷行
柳永是宋词发展史上一位标志性的人物，他大量创制慢词，改变了以小令为绝对主体的传统体式；开创俚俗词派，改变了以“雅”为绝对主体的传统风格；创作主体介入，改变了以人物类型表现为绝对主体的传统方式。
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兴旺发达，都需要一批为之呕心沥血的人，北宋时期，由唐民间曲子词发展而来的词体逐渐兴盛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柳永以毕生精力开疆拓土，功不可没。他对词坛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而言，可以称之为“三变”。
变体——大量创作慢词，改变了以小令为绝对主体的传统体式
宋词最重要的特点是抒情性。一般诗人文士对当时流行的市井俗曲偏见甚深，不愿写慢词，而柳永却摒弃文人偏见，大量地填写和创制慢词。与小令相比，慢词长调具有更饱满的**容量，能容纳丰富的生活内容和艺术情节，柳永首创“以赋为词”，成功地将辞赋的铺叙手法用来作词，开拓了词学创作的新途径——“屯田蹊径”，②创造了一套适合慢词长调的表现手法——“柳氏家法”。
③ 柳永之后，慢词在张先的创作中被逐步采用，到了苏东坡和辛弃疾，又创造性地“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和现实批判精神寄于词作，写下了《念奴矫·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辉煌的慢词篇章。柳永在形式上的奠基，为苏、辛等人的突破提供了必要条件。两宋词坛，从柳永以后开始进入了一个以慢词为主的新的历史阶段。
变风——开创俚俗词派，改变了以“雅”为绝对主体的传统风格
词起于民间，但进入文人手中之后，词走上了雅化的道路。唐五代词，特别是第一位大力作词的名家温庭筠开创了婉丽绮靡的词风，宋初词坛亦然。柳永在词的语言、结构与风味上，继承、发扬了民间词的俚俗本色，将词引向市井街巷的广阔天地，开创了宋代的俚俗词派。
柳词语言表达方式直白，如话家常，呈现出口语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美学风范。如《定风波》：“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
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
恨薄情一去，锦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
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这是以妓女口吻写成的恋情相思词，所以全篇用语都很通俗，没有书卷气和学究气。柳永还常常采用副词“恁”、“怎”、“争”等，代词“我”、“你”、“伊”等，动词“看承”、“都来”、“抵死”、“消得”等，使整首词语言浅近质朴，畅达贯通。
“雅俗本为二途，雅者凝重蕴藉，俗者浅近清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无可轩轾。宜在雅不厌俗、俗不伤雅、方为神品，故大家多二者兼之。”④柳永就是“二者兼之”的“大家”。
柳永以后，无论是嗜“俗”嗜“艳”的词人，还是追“风”逐“雅”的作家，其语言都不同程度地受柳词的影响。
变意——创作主体介入，改变了以人物类型表现为绝对主体的传统方式
变意，主要指表现方式和书写对象的变化。柳永之前的词，表达的情感主要是男欢女爱、离情别绪。到了柳永，这种表达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
由人物的类型表现到自我表现。所谓自我，就是创作主体。唐五代中，敢于、勇于、善于表现自我的很是罕见。
柳永在自我形象和自我感情的介入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在他的羁旅词、蔑视功名词和部分恋情词中均有表现。如他的《传花枝·平生自负》：
“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知张陈赵。唱新词，改难令，总知颠倒。
……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剩活取百十年，只恁厮好。若限满，鬼使来追，待倩个、掩通著到。
”“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八个字写出了他一生的品性与形象。
由喻情写作到直情写作。古代文人写自己的情爱大都采用了喻情手法。写得是美人，说的是自己，常作美人芳草之喻。
柳永词一改旧风，表现的是一个“直”，追求的是一个“真”。《秋蕊香引·留不得》是一首悼亡词，写得更直白，更真切：“留不得。
光阴催促，奈芳兰歇，好花谢，惟顷刻。彩云易散琉璃脆，验前事端的……向仙岛，归冥路，两无消息。”起头写“留不得”，撕心呐喊，响云裂帛；结尾写“向仙岛，归冥路，两无消息”，忧思深重。
柳永的词很容易寻绎出一条直抒心声的主线，这正是柳永的首创。
柳词在创作主体介入方面的变化，对后世词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创作主体的介入，是自我价值意识的强化。柳永于《鹤冲天?
**榜上》一词中呼出“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呐喊，自是一代才人的心声，更是个体人格力量的觉悟。
柳永大量填写慢词并取得极大的成功，致使“东坡、少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逐盛”⑤；他大量创制新调，符合了人们的审美需求，所以“变旧声作新声，大得声称于世”；柳永词俚俗浅近，易于被接受，使得“天下咏之”、“传播四方”，开创了俚俗词派；柳永词在创作主体介入上的创新使词真正成为表情达意的利器，苏轼评价达到了“不减唐人高处”的境地。柳永的“三变”对两宋词坛的贡献是独特的，其创新精神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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