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易书科技
“天人合一”的目的论者董仲舒，认为人的认识目的，在于表达天意。他说：“名号之正，取之天地。
”（《深察名号》）认识的正确，就是与天志符合。因此，人的认识和行动，都只能以“天意”为准则，而不能违背它，否则就要引起天的震怒，受到天的惩罚。
那么，人又如何获得正确的认识呢？也就是怎样才能知“天意”呢？董仲舒认为，“天”虽然不说话，但可以通过一些自然事物，如日蚀、星陨、山崩、**等灾异现象和麒麟（qílín）、凤凰等吉祥之物，来体现自己的喜怒哀乐的感情和对人间赏罚的意志。
人可以观察这些自然物以见“天意”，然后想想自己的内心和行为是违背还是顺从“天意”了。但董仲舒认为这种通过观察物象以见“天意”的方法，还不够高明。高明的方法是向内反省，不须外求。
也就是“内视反听”法，即通过内省直接体会“道”或“本心”。他说：“道莫明省身之天”（《为人者天》）。
这就是说，省身就可以“知天”，认识“本心”也就知“天意”了。但是，这是一般人尚达不到的“上智”、“圣人”的认识。因为“本心”就是天意、天志在人身上潜在的天赋知识和道德，这只有“上智”和“圣人”才有。
所以这种“察身以知天”（《效语》）的“内视反听”，是一种直觉的认识论。
董仲舒的“名”是圣人代表“天意”给事物起的名称，它不是客观事物本质的反映，而是客观事物赖以存在的根据。它完全是由天意决定的，是表达天意的工具。由此可见，他的认识路线是：
天一名一实。他说：“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
”（《深察名号》）这就是说，名号（概念）决定事物，天意决定名号。这是天意决定认识，认识决定万事万物的认识路线。他曾经明确地举例说：
“器从名，地从主人之谓制。”（《玉英》）就是说，事物从属于它的名称，好似土地归从于它的主人一样。他用“地从主”这个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原则来规定名和物（器）的关系，可见，“物从名”的原则也是不可动摇、不容颠倒的。
他提出：“正名以明义。”又说：
“名者，大理之首章也。”（《深察名号》）这就是以维护封建**的最高原则——仁义为正名的标准，这是董仲舒名实学说的实质。也就是说，封建社会中各个等级的人，都要根据圣人代表天意所起的“名”去行事，履行自己的职责，处理相互间的关系，这才是仁义的、正名的、符合天意的。
总之，天意决定概念，概念决定事物，而圣人代表天意，所以“圣人之道，同诸天地”（《王道通三》）。这样，圣人当然应该掌握无限的权力。他说：
“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必仁且知》）皇帝掌握生杀大权，具有最高的权威，这就是董仲舒认识论的主旨和社会意义。
董仲舒在名实论上也有矛盾。他似乎也承认过认识**于真实的事物。他说：
“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深察名号》）但在验证是非的标准上又说：“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审于是非也，犹绳之审于曲直也。
”这就是说，用名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好比用绳来衡量曲直一样，仍然是以名证实，脱离了客观标准的认识路线。可见他所说的“名生于真”的“真”，实质上并非指客观事物，而是指“天”或“天意”，即符合“天意”就是真，就是名的真实内容。
当然，董仲舒的认识论中也有其合理的内核。比如他强调“知”对行有指导作用，这是可以肯定的。据说，他认为“知（智）者”，可以前知千岁，后知万世，好比孔丘奉“天命”作《春秋》，并为后来的汉王朝制定了国法。
其目的是强调圣人的“发天意”、“正名号”的重要性。这固然是夸大了神秘的先知作用，然而也论证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
同时，董仲舒还在一定意义上承认了感觉和实践的作用。例如，他说：“目不视不见”（《仁义法》），“夫泰山不大，弗察弗见”（《竹林》）等。
这就有了“百闻不如一见”和“目见不如实践”的合理因素。
“缘天官”、“征知”和“正名”的认识论是什么？
2楼：易书科技
在认识论上，荀子是比较坚定的唯物论者，并且比较全面地发展了先秦各家的优秀成果。
首先，荀子是一个唯物论的可知论者。他肯定人有认识事物的能力，“凡以知，人之性也”（《解蔽》）；同时，肯定事物可以被认识，“可以知，物之理也”。这里所说的“性”是指各种“天官”的感觉能力和“心”的思维能力，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的本性是能够认识客观事物，而客观事物的道理也是可以被认识的。
这样，苟子就从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两方面论证了世界的可知性。
那么，知的过程又是怎样呢？苟子是沿着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路线去说明认识的过程的。他认为，认识开始于“缘天官”，也就是开始于感觉器官对客观事物的反映。
比如“缘（因）耳而知音”“缘目而知形”（《正名》）等。
但是“缘天官”只是感性认识的基础。如果停留在这一阶段，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甚至是假象。如夜间行路，把“寝石”看成“状虎”，把小树木当**，把影子疑成鬼，等等。
因此，感性经验不完全可靠，往往发生幻觉、错觉，被假象所迷惑。苟子认为，认识必须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达到“征知”。
所谓“征知”，就是用“心”进行思维，以“天君”（心）来统帅“天官”，对感知来的认识进行分类、辨别、取舍，做到“是之则受，非之则辞”（《解蔽》）。否则，“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即所谓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苟子还强调：在用心思维的时候，要做到虚心、专心和静心，这样才能达到“大清明”。他认为“虚壹而静”则是“征知”的条件。
所谓“虚”，是“不以所藏害所将受，谓之虚”（《解蔽》）。也就是说，不要以已经获得的认识，用为先人为主的成见去妨碍、干扰接受新的认识。所谓“壹”即“专一”，是讲“不以夫（彼）一害此一，谓之壹”。
也就是说，不要因为一方面的认识去妨碍另一方面的认识，要专心。所谓“静”，是“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也就是说，不能让幻想和胡思乱想干扰认识，需要安静和冷静的分析。
“人心譬如踏水”，要静方能映物。荀子这里的“静”与庄子讲的事物外的“静观”不同，他是从动中求静，达到认识事物的本质，而不是静中求静的冥想、空想。
荀子把认识分为闻、见、知、行四个阶段。“缘大官”的感性认识属于闻见阶段，“征知”的理性认识是属于知的阶段。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阶段还在于“行”。
他说“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知之而不行，虽敦（好）必困”（《儒效》）。这就是说，行高于知，是知的目的和完成。而且把“施行”作为“符验”（《性恶》）。
这就发展了孔子的“学以致用”和墨子的“言有三表”的思想，颇有以“行”验“知”的唯物论的真理标准观。而且，荀子还把认识论上“行”作为政治伦理的善恶标准。他说：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
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大略》）。
荀子在认识论上不仅有明确的唯物主义路线，而且还提出了唯物主义的“正名”论，对先秦百家中的名实之辩作了比较科学的总结。战国时期是名辩高潮的时代，有不少名家善于玩弄名词、概念进行诘（jié，盘问）辩。反映在哲学上就形成了“名”“实”之辩。
前面讲过的惠施的“合同异”与公孙龙的“离坚白”就是典型的代表。荀子把当时的名实混乱，是非不辨的奇谈怪论，称之为“大奸”。并且指出“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别同异”（《正名》）。
名要符实，不可乱也。首先是分清贵贱。其次是辨别同异。
荀子的名实观是对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概括。他认为“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是“实”的反映。所以名必副实，名随实变。
“旧名”尚能反映“实”的，就“有循于旧名”；“旧名”不能反映现实的，就“有作于新名”。这种以“实为准的“正名论”，比孔子的以名证实的“正名论”前进了一大步。
同时，苟子的名实观还批判了混同名实区别的惠施和割裂名实关系的公孙龙，明确指出，他们的诡辩有三“惑”：
其一是“惑于用名以乱名”。如所谓“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等，这是由于名词的混乱造成的谬误。因为“侮”就有“辱”的意思，“人”也含有自己，盗也是人。
其二是“惑于用实以乱名”。如所谓“山渊平”，“情欲寡”，“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等。这是把个别的现象当作一般，以实乱名。
因为山高水低是人所共见，欲多而不欲寡是人之常情，刍豢适口，钟声悦耳，是人之同感。山与水平等只是个别的现象。高山上的某一个水潭，很可能真的与低地的某一个山一样高。
但是不可以从这个例外的情况推论说，一切水与一切山一样高。
其三是“惑于用名以乱实”。如所谓“牛马非马”，“白马非马”等，以牛马、白马和马的名词之别来抹煞事实。因为牛马是牛和马，白马是马。
白马是白色的马，这是公认的事实。但诡辩论者利用牛和马两个概念加在一起而否定了马是马，导致自相矛盾。事实上，有些动物属于“牛马”一类，而作为实，的确是“马”。
荀子在认识论上还找出了百家异说之通病是“蔽于一曲”。“蔽”指认识论上的局限。他认为，墨子蔽于用（实用、功利）而不知文（礼乐制度）；惠子蔽于辞（巧辩）而不知实（实际）；庄子蔽于天（自然）而不知人（人事八以上均引《解蔽》）；老子有见于诎（屈），无见于信（伸）；墨子有见于齐（齐一），无见于畸（不奇）（以上均引《天论》）。
这种反对片面性，力求全面地看问题的“解蔽”说，是包含有辩证法因素的，是唯物主义认识论上的一大贡献。他还特别注意辩证地区分认识中的真假，避免以假乱真的片面性、主观性。他在《解蔽》中说，凡是观物有所蒙蔽，心中不能决定，对名物就不能认识清楚，判断就可能错误。
比如黑夜里行走的人，看见路边躺着的石头以为是伏着的老虎，看见竖着的树木以为是站着的人；用手指按着眼睛去看东西，一件东西会看成两件；用手掌捂着耳朵去听声音，本来没有声音也会嗡嗡地响。这些说明错觉会引起假象，导致认识上的错误。
荀子认识论上的主要缺陷，是夸大了心的作用。认为“心者，形（形体）之君也，而神明（精神）之主也，出令而无受令”（《解蔽》）。这样，心就脱离了感性基础，成了只“出令”的独立主体，而且只要有“心”，就可以达到“大清明”的境界，达到绝对真理，这显然是夸大了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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