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匿名用户
1958年5月12日，国产第一辆小轿车试制成功。第一辆国产小轿车名字并不叫“红旗”，叫“东风”，是红旗轿车的前身，车型编号为ca71。
1959年9月，二十辆红旗轿车送往北京，供国庆十周年阅兵式用。
1960年“红旗”ca72三排坐轿车研制成功。
1964年“红旗”ca770三排坐高级轿车研制成功
1964年9月中旬，为庆祝国庆15周年，一汽生产的40辆ca72红旗轿车由崔洪松带队送到北京。9月26日，40辆“红旗”和一批苏联“吉斯”、“吉姆”进行测试。结果是红旗轿车战胜苏联轿车顺利通过检验。
9月27日下午，国务院秘书长当众宣布：“红旗”成为国宾车参加国庆15周年的外事迎宾活动。红旗轿车也就从1964年10月1日起，正式被定为国宾车。
1966年一汽专为国家领导人研制红旗ca772高级特种保险车。 2000年7月15日，ca7202e3红旗“世纪星”轿车在二轿厂下线。红旗“世纪星”在造型风格上有了新的突破，既不失现代名车的风采，又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高雅，内饰全新，线条流畅，富有时代感；实现了平台升级，增加了电动座椅、定速巡航装置、倒车雷达、卫星导航仪等设备。
2000年10月12日，公司在北京举行红旗世纪星投放仪式。
2004年，2.4l排量的世纪星投放市场，主要是动力系统上的改进。该车换装了奥迪的110kw 2.
4l 双顶置凸轮轴v6发动机,每缸5气门，最大功率110kw，最大扭矩230n.m。
2006年11月16日，红旗hq3在前往西柏坡的路程中顺利完成了移动上市。此次红旗上市的车型包红旗hq300商务型 ，红旗hq300豪华型；红旗 hq430精英型。同时，还有一款**专用版。
一汽在90年代之后的红旗在外形上始终摆脱不掉老款奥迪车型的影子，在技术上也都是依靠国外的技术，当年过车的风采现在已经大打折扣。人们怀念的还是80年代之前具有中国特色并且记载着新中国历史的“大红旗”。
中国红旗汽车发展史
2楼：娜娜
1958年诞生于一汽的我国第一辆国产小轿车当时并不叫“红旗”，叫“东风”，是红旗的前身，定牌为ca71。之所以取名“东风”，是因为毛主席对当时国际形势有个著名论断：“东风压倒西风”。
1958年8月，由“东风”轿车改进而来的新型高级轿车问世，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在全厂万人集会时，才正式给轿车命名为“红旗”对于“中国第一车”，新中国的缔造者们曾寄予了无限的期望与关怀，特别是毛泽东主席，曾三次提及“坐我们自己制造的轿车”。9月19日，邓小平、李富春、杨尚昆、蔡畅等**领导到一汽视察，赞扬了红旗轿车，并从此定型。 1959年9月，第一辆红旗检阅车送到北京，供国庆十周年阅兵使用。
1960年，红旗轿车编入《世界汽车年鉴》。 1966年4月，20辆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送到北京，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国家领导人正式乘用。 20世纪60年代起，红旗轿车成为国家礼宾用车，被誉为“国车”。
当时，外国**首脑访华，把“见毛主席，住钓鱼台，乘坐红旗轿车”为最大愿望。 1972年，毛主席坐上红旗特种保险车，为久负盛名享誉中外“中国第一车”罩上了耀眼的光环。 1984年，在建国35周年的盛大庆典上，邓小平同志乘坐红旗高级检阅车，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了三军，成为让世界瞩目，让全国人民振奋的历史镜头。
1998年，在红旗轿车诞生40周年之际，新一代高级红旗轿车再度成为国家礼宾用车。
3楼：匿名用户
红旗车油老虎啊！就那么几款车型哎
红旗历史
4楼：小松博客
毛主席说：“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轿车了”
1958年，我们开始试制小轿车。当时的政治口号是“东风压倒西风”，所以我们的小轿车就叫“东风”。5月12日试制成功的第一辆“东风”轿车送到北京，21日，毛主席和林伯渠同志一起乘坐“东风”小轿车在中南海转了两圈，他高兴地说：
“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轿车了。”“东风”轿车试制成功后，上级要求一汽集中精力研制“红旗”高级轿车，并要求在1959年9月前试制出一批，向国庆10周年献礼。当时离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只有10个多月的时间了。
我国当时根本没有生产轿车的经验和手段，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试制高级轿车，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大家都清楚这一历史使命的分量。一汽党委发出号召：
“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在全厂掀起了制造“红旗”轿车的群众运动。
知道一汽要仿制生产轿车，朱德同志把他老人家的“斯科达”、周总理把他的“雷诺”、陈毅副总理将自己的“奔驰”作为样车给我们送来。说是生产，其实就是仿制。我们把样车全部拆解开，把全部零件分总成一一摆放，然后动员全厂职工来“赶庙会”，谁能接下哪个零部件，谁就签下协定。
说是要给毛主席造汽车，大家的热情很高，全厂的老工人、技术干部几乎是“抢”着签协定。我那时是工艺处的副处长，负责仿制生产的协调组织。对大家的热情我很佩服，但我对我们的技术加工手段确实不放心，科学毕竟是要实事求是啊。
“红旗”车身的设计体现了中国特色，但加工难度很大，我们专门从上海请来十几名高级钣金工，他们用手摸用榔头敲，日夜加班干，硬是用手工把整个车身敲出来了。整整33天，“红旗”轿车诞生了。崭新的“红旗”车身颀长，通体黑色，雍容华贵，庄重大方，极富中国的民族特色。
扇面形状的水箱格栅，宫灯形的尾灯，仪表盘采用福建大漆“赤宝砂”，座椅及门护板面料采用杭州云纹织锦，车内富丽华贵。按规定，新试制的汽车要经过各种试验，达到设计标准，才能出厂交付使用。但那时只要政治标准，我们也没有按照正规的程序去检测、试验，车一出来就连夜送到北京报喜去了。
1959年9月29日，第一批崭新的10辆ca72“红旗”轿车摆放在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前展览。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当天，两辆“红旗”轿车参加了检阅，6辆红旗轿车参加了群众大游行。国产“红旗”轿车的出现，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引起全国轰动。
很多人看着漂亮气派的“红旗”，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们中国人也能造高级轿车了”，从此“红旗”便和民族轿车工业的兴衰系在一起。“红旗”的问世，可以说政治影响大于实际意义，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轿车制造的难度，不知道我们的“红旗”是怎样造出来的，所以普遍对“红旗”轿车寄予很高的期望。
1965年9月12日，新的“红旗”三排座高级豪华型轿车问世，19日样车送到中南海，当时的**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立即安排毛主席、周总理的专车司机试车、评车。试开后，他们都对三排座“红旗”赞不绝口。从此**领导开始乘坐我们自己生产的三排座“红旗”高级轿车。
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李先念等领导都很高兴，认为坐上自己生产的轿车和外国的领导人在一起，特别长志气。1972年，一汽又专门为毛主席和几位**领导特殊研制了12辆ca772三排座特种保险车，这种车采用特种防弹钢板制造车身，防弹玻璃，轮胎可以自动补漏，保险措施万无一失，这12辆车成为“红旗”轿车中最辉煌的一个品种。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有最高级的‘红旗’轿车，可以接待最高级的客人。”
1960年“红旗”参加了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尔后又参加了日内瓦展览，受到了海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1962年12月31日，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华，成为第一位乘坐“红旗”车的外国首脑。1972年美国**尼克松访华，要求自己带专车来，周总理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周总理说：“中国有最高级的‘红旗’轿车，可以接待最高级的客人。”尼克松到达首都机场时，周总理亲自率领50辆“红旗”车到机场迎接，并把自己的6号ca772“红旗”保险车给尼克松专用。
访问结束后，美国客人对“红旗”轿车连声称赞。1993年，德国总理科尔访华，他特意点名一定要坐一坐中国的“红旗”轿车。身材高大的科尔对ca722防弹型“红旗”轿车非常满意。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乘坐“红旗”轿车，成为外国贵宾来华访问的最高外交礼遇之一。“红旗”轿车还先后出口到朝鲜、越南、利比亚等国。
让“红旗”重新飘扬
“红旗”轿车为一汽人和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但像这种不惜成本、手工作坊式的生产，质量问题在所难免。就在“红旗”开始小批量生产以后，质量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影响了“红旗”的声誉和形象。驻外大使反映：
“红旗”的毛病太多，有时到机场去接外国**，跑到半道，“红旗”“抛锚”了，眼睁睁地看着别国的大使飞驰而去，急得直跺脚。误了接人事小，影响了两国关系事就大了。慢慢地有些领导就不坐我们的“红旗”了。
80年代初，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外出时，在他的“红旗”后面还有一辆备用车，有一次，他的“红旗”行驶中突然冒烟了，马上中途换车。事后检查是化油器的毛病，属于小问题，但影响形象啊。他对此很有意见：
“‘红旗’生产这么久了，质量还是上不去，这样的车还生产它干什么？”1981年5月14日，人民**登出了“红旗”轿车停产令：“‘红旗’牌高级轿车因耗油较高，从今年6月起停止生产。
”就这样“红旗”的生产暂时停了下来。
作为中国****的负责人之一，我的心里真是不好受。但“红旗”毕竟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品牌，我们还是需要它。“红旗”停产后，国家花费了大量外汇购进了几辆进口的保险车，但是经过比较，其舒适性以及防护性都不如我们自己的“红旗”，这样，“红旗”的再生又有了可能。
我找到时任副总理的田纪云，向他详细汇报了“红旗”轿车的生产、技术状况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我郑重建议：“红旗”改进质量后恢复生产。
田纪云副总理赞同我的意见。他说：“‘红旗’在国内、国际都是有重要影响的产品，它的***坏，影响着我们国家的形象，要把质量放到高于一切的地位。
”他向当时的总书记***同志汇报了“红旗”的情况。***同志指示：1984年邓小平同志国庆阅兵车就用我们自己的“红旗”。
***同志的指示不仅是对“红旗”轿车最大的关怀和支持，也是对中国****最大的关怀和支持。
1983年10月22日，田纪云副总理专门在国务院主持召开了生产“红旗”检阅车和轿车改造汇报会，我和一汽厂长耿昭杰、一汽轿车厂厂长范恒光等参加了会议。田纪云副总理说：“改造和研制第二代‘红旗’，这个路子我是赞成的。
我们这么大个国家，总得搞一些轿车，总得搞一些自己的王牌，牌子不能丢，但质量要提高。”会后，田纪云副总理批了300万美元，保证了“红旗”改进所需的资金。
“红旗”的这次发展机会非常难得，我告诉耿昭杰，“红旗”改进要“脱胎换骨”，但“红旗”的外型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可，所以不能“改头换面”。一汽对“红旗”的改进和试制检阅车高度重视，把它看成是为“红旗”恢复名誉，让“红旗”重新飘扬的重大战役，提出“万无一失，确保**领导用车”的口号，组织全厂的精兵强将投入试制。改进后的“红旗”整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新“红旗”送到北京后，我立刻开始为新“红旗”的复出而奔走。我坐着改进的“红旗”到中南海向李鹏等**领导汇报，李鹏等领导试乘后对新“红旗”很满意，连声夸奖。
小平同志乘“红旗”检阅三军
“红旗”检阅车就不这么简单了。一汽曾经生产过13辆“红旗”检阅车，但这次自动升降的活动篷式检阅车还是第一次。新检阅车的关键是那个可收放顶篷的防弹问题。
当时这种防弹的顶篷只有美国有，我们向美国有关公司咨询，他们趁机卡我们，咨询费就要两万美元，而且出多少钱都不卖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军工系统挺身而出，自己试制。经过一番努力，试制成功了。
一汽轿车分厂也为检阅车专门做了多项改进。
1984年8月20日，两辆检阅车试制成功。1984年9月6日我和耿昭杰、范恒光等同志一起将崭新的检阅车开进中南海，向警卫局杨得中同志交车。杨得中和警卫局的同志对车进行了严格的检验后，办理了交接手续，并向我和一汽的同志们致谢。
1984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式。我在观礼台上，看到小平同志乘坐我们特制的“红旗”检阅车过了金水桥开向东单方向，不知怎么搞的，我的心就开始怦怦地跳动起来，过了十几分钟车还没有过来，我一个劲地看表，心里急得不得了，生怕车抛锚了。以前我对“红旗”的质量是不太放心的，但经过改进后的“红旗”质量，尤其是对这两辆特制“红旗”的质量我是绝对放心的。
但为什么这么久了车还没有过来呢？由于紧张，我浑身都湿透了。我周围人山人海，大家欢呼雀跃，我却不闻不见，眼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小平同志和他的检阅车，那个滋味只有自己才知道。
直到检阅车平稳地开过来，我的心才放下来，这才看到自己周围欣喜的人群，听到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因为这两辆“红旗”特制检阅车的独特贡献，11月3日，邓小平同志和秦基伟同志分别给一汽轿车厂签发了嘉奖令和慰问信。
经过“脱胎换骨”改造的“红旗”保证了质量。我至今仍旧怀念当年“红旗”的外型，因为是我们自己亲手造出来的，有感情了。
中国近代军事历史,中国近代军事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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