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匿名用户
因为老有一种人,不说清楚兄弟失和的事,鲁迅的形象在他们心里,仿佛总有抹不掉的灰尘,而这件事还真就说不清楚。说穿了,一些人出于公众嫉妒心理,喜欢搜寻八卦;一些人真就不高兴鲁迅,名高则毁来,搜寻八卦是想证明什么,而不只是疑惑,这大概也是真的。还有人责备贤者,希望英雄就得形象完美,不能有伤口让苍蝇舔着。
2楼:只是一次笑着哭
自我认为,是周作人当了汉奸
周作人为什么讨厌鲁迅
3楼:十三月
周作人的八道湾
对于一个在京的外地人来讲,拿着地图找“八道湾”实非易事。由于门牌号有些模糊,为了确认,我指了指八道湾11号院问纳凉的老人,“这是周作人的故居?”老人脱口而出说:
“鲁迅,是鲁迅的老房子!写阿q的地方!”语气里透着一种纠错的使命感。
踏进11号院,未见主人。这院子本是鲁迅将绍兴老屋卖掉后用所得的1000多块银元购置的。这是一套三进的 四合院,共有20多间房子,为了这个新居花费4000块银元左右。
当时,兄弟俩月收入共600多块银元, 房价相当于他们7个月的薪金总和。房屋最初有契约,全部房产分为四份,三兄弟每人各一份,老夫人一份,上下三辈人都住在这里:鲁迅住前院南房,老夫人和朱安住中院北屋,周作人夫妇及子女住后院。
现在的后院和中院改动不大,但也有修葺过的痕迹。
鲁迅在1923年就离开了八道湾,而周作人一生却都留在这里。八道湾确实是周作人的八道湾。纵观周作人的一生,1945年以后,他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扑朔迷离,兄弟反目
在周氏兄弟共处一院时,八道湾11号俨然是一个学者的高级沙龙:周氏兄弟先后邀请过蔡元培、胡适、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徐耀辰、孙伏园、郁达夫等名流来此欢聚。据沈尹默回忆,“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旦,八道湾周宅必定邀请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仁,有时不免臧否当代人物。
兄弟间的欢快共处一直持续到1923年的7月。是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鲁迅缘何搬出八道湾,周作人当时是何心态,兄弟失和与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多少关联,这些年诸多著作已经写得够详尽了。但,这毕竟是家事。亲兄弟失和,当母亲的都搞不明白,她对邻居说:
“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
奇怪的是,兄弟俩谁也不作解释。在当时,倒是鲁迅的同乡、同学兼老友许寿裳说了一句话:“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
”周作人后来与友人的通信中曾暗示一旦解释开来,对鲁迅和他本人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羽太信子为什么不愿和鲁迅同住,也就成了一个谜团。
更奇怪的还在后面:已经搬出八道湾的鲁迅于1924年5月回八道湾取书,兄弟再次发生冲突。冲突中,周作人竟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没有击中……
一个月后,周作人发表文章《破脚骨》,把流氓无赖考证个底朝天,知情者说,文章是暗讽鲁迅。此后,鲁迅作《铸剑》,用“宴之敖”(“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之意)为笔名,宣泄内心的情绪。
半个世纪,一个“苦”字
周作人的书房原叫“苦雨斋”,后更为 “苦茶庵”。从1919年搬进八道湾11号院至1967年周作人辞世,近49个年头。半个世纪的风雨,知堂用了一个“苦”字就给打发了。
抗战期间,周作人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关键的决定:出任伪职。尽管后世有诸多说法来
论证周作人的无奈,也有学者称周作人“曲线救国”,但是我们能够看见的事实是:周作人成了汉奸。
抗战胜利后,八道湾的房产被国民党**没收。但从处理的结果上看,仍然是按照鲁迅契约执行的,仅仅罚没了属于周作人的那三分之一。前院由国民党的部队占着,部分后院仍留给了周作人的家属,实际上他们住的是产权属于鲁迅和周建人的那部分房屋。
当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刑满释放的周作人再次回到“苦雨斋”时,已是心力交瘁。
解放后,北京市**房管部门接管了这所院子,原来驻进的解放军退出,许多住户搬了进来,这里从幽雅的 四合院变成了一个大杂院。周作人按规矩每月交纳租金。为了维持生计,他仍然为一些报刊写文章,间或做些翻译。
与兄弟失和一样,周作人没有为“汉奸”之名辩解什么。将“苦雨斋”更名 “苦茶庵”则可看出他的心境:望苦雨,不如饮苦茶。
在任伪职期间,有一次他曾对友人形容自己的心态:“我现在好比是站在戏台上场门边看戏的看客。”
用“苦”字形容周作人最后的岁月十分贴切。不知是刻意使之,还是无意为之,周作人晚年花了大量的心血去研究鲁迅笔下的人物,这为研究鲁迅的学者提供了无比宝贵的资料。我们无法想象周作人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去写这样的文章。
1966年,*****掀起巨浪,周作人抱着多病之体瑟缩在墙角一隅,红卫兵甚至不准家人送饭给他,他已有心绝气死之感。他提笔给章士钊写了一封求救信,章士钊派了他的秘书王益和前来致意,但并未说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了却了他多难的一生。此时他身边净无一人,骨灰也没有获准收取,如今这静悄悄的八道湾,正应了那一句“声销迹灭”。
作为鲁迅之子,周海婴对八道湾本来很有感情,他曾经与朋友来到八道湾附近,被告知房子近在咫尺,他就非常高兴地走去看。当时周作人还在狱中,家中只有羽太信子,第一次见到周海婴的羽太信子,竟对晚辈破口大骂,使周海婴顿时厌烦,从此再未登门。
后来,周海婴在他所著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对八道湾有过这样的说法:“前一阵有人提议要保留八道湾的鲁迅故居,我感谢爱护父亲遗迹的好意,但我和建人叔叔的后人都以为大可不必。八道湾的房屋以北房最佳,而父亲本人根本没有享受过,而苦雨斋又与鲁迅不搭界。
他早年住过的屋子,又都破损不堪,而且听说现在也不是原屋了。要说北京的鲁迅故居,西三条才是。因为这是他用自己的钱独立购买的,并且也是居住过的。
由此可见,保护八道湾实际等于保护周作人的苦雨斋。那么,汉奸的旧居难道是值得国家保护的吗?”
他回忆说,鲁迅去世仅几个月,周作人竟私自换写了一份契约,将户主姓名变成他自己,还找了几个“中人”签了字,企图独吞这套房产。这份契约是被许广平的朋友偶然发现并拍照留下,直到他要编《许广平文集》,才发现了它。
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反目成仇?
4楼:匿名用户
整个事件的起因皆源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
周作人任自己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
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她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
鲁迅是很看重二弟周作人的。在他们没有反目之前,鲁迅跟周作人可以说是难亲密无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里,有三卷是鲁迅日记,里面对于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有着详细的记载。
5楼:wxy123456颖
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
羽太信子的出身有些低贱。虽然出身卑微,自幼受苦,但羽太信子却并没有穷苦人身上勤俭克己的好品质,她为人自私、刻薄,生性铺张浪费,好搬弄是非,加之患有歇斯底里症,情绪很不稳定。在生活上,羽太信子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用度上没有计划和节制。
鲁迅作为长兄,自然不能容忍羽太信子如此挥霍无度,待至后来,因校方拖欠,他的薪水往往不能按时交出来,一家人的开支无形中短出了一截,加之他曾数度规劝弟媳,于是,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鲁迅与周作人共同的挚友许寿裳也曾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这位大伯哥,不愿与他一同住。”
周作人作为先生的弟弟,在此事上对日本媳妇的言听计从,没有自己的判断和主见,也多少有些让人失望。
扩展资料
羽太信子人物评价:
正面评价:
以上说的羽太信子基本上是一个灰色的,甚至是不光彩的形象。但也有一些人的文章记述了她的生活的另一面。鲁迅母亲说信子勤劳好学,有上进心。
她对鲁迅母亲的照顾也不能说不上心,比如,鲁迅母亲有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办法。这让老人家很满意。信子对周作人和孩子们的照顾也周到得很。
另外,徐淦《忘年交琐记》长文中专有一节记羽太信子。徐文说:“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不停。
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象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
文洁若先生在《晚年的周作人》文章中,记了羽太信子的两个小细节,很能说明一点什么。其一,“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周氏兄弟母亲鲁老太太、周作人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的牌位)前供上饭食,然后全家人才用膳。”其二,“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日语,这使周作人大为感动。
”这第二个细节是文先生听来的,她自己并未亲见。而据徐淦记述,羽太信子是“说不上几句像样的绍兴话”的。如果文先生记载的这第二个细节可信的话,倒真是让人感慨的。
负面评价:
对鲁迅兄弟关系的影响:
关于前一件事,最有代表性,大概也最为可信的记述来自周建人。周建人似乎对这个日本嫂嫂颇有微词。他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有如下的记述:
“增田涉说:‘他(指鲁迅)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里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
他用充满伤感的话说:好像穷人买东西也是脏的,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鲁迅对我说的是,他偶然听到对于孩子有这样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
在周建人看来,鲁迅与周作人夫妇的隔阂主要源于彼此生活方式的不同。羽太信子惯于挥霍,可以说“挥金如土”。“周作人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
”而鲁迅则自奉甚俭。自己挣钱别人花,花钱的人又不心疼,过于大手大脚,且理直气壮,鲁迅看不过,气不顺,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劝过周作人,但周作人作不了夫人的主,大哥的规劝只当耳边风。
后来,羽太还把她的许多亲属接来一起住,一切吃穿用度完全日本化,花销就更大。终于导致鲁迅先是分炊,后彻底搬出八道湾。
鲁迅在1926年6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那天下午他去八道湾取东西,与弟弟和弟媳发生的一场冲突。中有“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等语。至于究竟是什么“秽语”,外人不得而知,虽后人多有揣测者,但到底只是揣测而已。
根据鲁迅这个记载判断,这个羽太信子的性格可能是相当泼悍的。对这一性格特点,周建人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周作人)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而他的郞舅、小姨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得罪’。
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周建人说周作人是意志薄弱、性情和顺,却不辨是非。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是“昏”。这兄弟俩的意见倒也一致。
看周作人的文章,觉得他是那么渊博、见识又是那么卓超,但在世事上、大节上的处理与选择却又如此“出人意表”。用乾隆皇帝对纪晓岚的评价“读书多而不明理”来评价周作人大体不错。这一事件中,羽太信子起的作用确实不容忽视。
对丈夫出任伪职的影响:
“七七事变”后,周作人没有南下而留在北平并最终落水出任伪职一事的原因,周作人自己及相关人等,都给出了不同说法,这一点人们都耳熟能详了,不用细表。但个中真相却谁也说不清,至今也没有个大家都认同的结论。不过官方的评价似乎还是汉奸,这一顶帽子想拿下来也难。
从鲁迅和鲁迅母亲及朱安搬出八道湾以后,八道湾的实际主人就已经是羽太了,鲁迅其时就说过,八道湾就剩下一个中国人了。虽然鲁迅搬走以后,周建人又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但不久也去了上海。
周作人实际上已经处于日本人(羽太信子和她的娘家人)的包围之中。加上羽太信子泼悍的性格,周作人无论生活上、还是精神上都要受制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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