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势能学习
栽绒帽子、军帽
冬天，北京男孩都戴栽绒棉帽子。款式略有区别，大致分三种。一种为褐色条绒面平顶，一种为褐色条绒面瓜皮顶，一种为军绿色布面瓜皮顶。
最时髦的是第一种。帽子里面要加一个白色衬帽，有的就缝在帽子上，一年拆洗一次，白色变成了黑色。戴法也有讲究，大冷天，不到滴水成冰的份上，从不把两边护耳的舌头翻下来，不仅如此，固定耳舌头的，不是那两根带子，而是一对别钩，带子当年称“飘带”，名副其实，要让它永远飘着。
有的孩子不慎把飘带弄皱巴了，得马上过水抹平，甚至要用土熨斗熨一下，还看不过去，就得换新的。这种褐色丝绸飘带，大商店里专门有售。有时候孩子顶风踏雪走出去几里地往大百货商场跑，目的就是为了寻求一副飘带。
平顶的栽绒帽子因为走俏，有时还不大容易买到，一些孩子只好用瓜皮顶帽子将就，那就要不时用手捏捏，给帽子做平顶造型。军绿色棉帽子，又分军用和民用两类，倘是在商店买的仿军帽，则有东施效颦之嫌，不受孩子青睐。
春秋两季，流行单军帽，即解放军取消军衔前后的款式。“文革”初期，自党和国家领导人到造反的红卫兵，人人头上戴着一顶。这种帽子一成时尚，便经久不衰，几乎贯穿于那十年的始终。
军帽也有真假之分，真的军帽为的确良面料，颜色碧绿，帽檐尖挺，里面印有长方块的章，标着姓名、年龄、血型等栏；假的无论颜色、面料、样式都能让孩子一眼望穿，不值钱，给人的感觉反倒有点土。戴军帽同样有讲究，要把帽子上面的接缝处尽量撑起来，出门前得用手捏半天，不少孩子在帽子里边垫一圈硬纸壳或报纸，不如此不足以称“酷”。当然，想摆“酷”就得承担相当的危险系数，戴军帽很容易被“飞”，即走在大街上，帽子被骑车而过的胡同小痞子顺势从头顶上摘走。
流行戴军帽，让军队大院的孩子抖了几把，随之而来的是被“飞”的后顾之忧，防不胜防。
地安门一带某胡同里，住着一位退下来的部队首长，据说衔至将军，所居自然独门独院。老同志平时总是一身戎装，类似孙毅那样的打扮，这也是许多老革命军人下岗后的着装积习。令人不解的是，他不爱在家“方便”(他家有卫生间，或许动机是节约用水)，经常出门上公共厕所。
某日，老人正在胡同里的公共厕所内蹲坑，进来几个十几岁的孩子，拿眼一“照”，遂起歹意，上去“飞”了老人的军帽，拔腿便跑。老人指挥过千军万马，咽不下这口气，提着裤子就追了出来。结果是帽子没追回来，自己还玩了一跤。
“板儿绿”、**、口罩带
六七十年代，孩子的服装已单调到无多少款式可区分的地步，除了夏天，多数孩子三季都是一种打扮——四个暗兜的**，惟颜色略有分别。现在的影视作品，涉及那个年代的孩子时，人人一身军装。其实“文革”前期，孩子的穿戴并非独以军上衣能领**。
院子里的半大孩子结伙骑车出行时，部队大院是一身绿，地方大院是一身蓝。倘是两类院子相邻或相对，这种对比尤其分明。孰优敦劣，没有公认的判断。
后来，从军成为时髦的就业方式，不独军队子弟，地方大院孩子参军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军装这才跟着走红，成为一种社会化的“学生装”。
冬天，孩子都戴口罩。其实也不正经戴，而是把口罩塞进上数第二和第三个扣子之间的上衣里面，带子留在外面。这是一种不容忽略的时尚标志。
其功能近似今天男人的领带或女人的首饰。孩子都难免毛糙，丢三落四，经常是人已经走在上学的路上了，忽然发现没戴口罩，那是一定要回家去取的，否则，这身衣裳再时髦，也差着行市。如是看，非典期间那种直接往耳朵上套的短带子口罩，远不合当年的时尚准则。
口罩带子竟成为一种最时髦的服饰点缀，反衬出孩子穿着上的单调和苍白。
冬天，北京孩子多穿棉袄棉裤，套**外罩。无论胖瘦，人人臃肿，看上去身材都差不多。后来出现一种**式棉袄，将棉袄和罩衣合二而一，但臃肿依旧，且拆洗麻烦。
那时的气温似低于现在，大冷的时候，有的孩子也穿棉猴，即一种衣帽连体的冬装。通常是把棉猴帽子套在栽绒帽子上面。倘为了硬充帅哥而不穿棉衣冻着，则被目为“耍单儿”。
进入70年代以后，四个兜的的确良军上衣(干部服)长期领导服装潮流，泛称“国防绿”，俗称“板儿绿”。很多地方大院的孩子也以穿它为荣，梦寐以求，想方设法得到一件。两个兜的(战士服)就没意思了，甚至不如不穿。
穿五枚扣子的**，要害在于第一枚扣子不能扣，等同于今天穿两枚扣子的西装，最下面的扣子不能扣的道理。此外，左上兜别钢笔的缝处也得空着。后来又兴在衣领内侧缝一个白色钩织的衬领，表面上是维护衣服的清洁，实际也是一种装饰。
此外，最好把袖子往上挽两圈。
工人子弟中，有不少孩子穿家长的“劳动布”工作服。浅藏蓝色，布料粗厚结实，看上去有点夹克衫的意思。在大批干部子弟中学毕业涌入工厂以后，这种工作服就不能意味着身份和门第了。
穿着它走在大街上，还有点“顽主”的味道。
孩子的衣服都不经穿，一者布料多为纯棉的，二者爬树上房玩攻城磨磨蹭蹭、撕撕扯扯，三者不少家庭孩子穿衣裳是接力式的，兄长成队的孩子很少能穿上属于自己的衣服。满眼望去，大多数工人子弟和为数相当多的干部子弟，身上的衣服都打着补丁。补丁最常出现的位置是胳膊肘、屁股和膝盖。
当年，孩子穿带补丁的衣裳，是很平常的事情，倘把那时一般人家的孩子拉出来，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不是要饭的，也得是工地上的民工，甚至还不如他们。
“白边儿懒”、回力、五眼棉鞋
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都穿一种叫“懒汉鞋”的布鞋，后来又称“片儿鞋”。这种鞋廉价、方便，松紧口，提上就走。懒汉鞋也是泛称，细分起来，面、底、边都有区别，之间可以产生多种搭配和组合。
懒汉鞋的面，有灯心绒和布面两种：底有塑料、轮胎和布底三种，塑料底又分红白之分；边以颜色论，非黑即白。搭配起来五花八门，最具生命力的是红塑料底黑边条绒面的那种，至今不衰。
白塑料底黑边条绒面的当年也很多见。轮胎底的懒汉鞋，无论什么边什么面，都显得土气，尽管结实，孩子也不爱穿。布底则都是家里奶奶姥姥一辈戴着顶针用针锥纳的，鞋帮也是自家缝制的，更为土气，且与流水线批量生产的鞋相比，款式及尺寸上很多地方不合规矩，穿着它出门，不异于村姑进城，孩子更不爱穿。
当然，爱不爱穿是一回事，穿不穿是另一回事。最“拔份”的，是黑布面、白边、白塑料底的懒汉鞋，俗称“白边儿懒”。在如今四五十岁的北京孩子中，提起“白边儿懒”，无人不知不晓。
当年上了中学，萌发了点招摇心劲的孩子，将这种鞋视为追求对象，一旦穿上了它，其他款式的懒汉鞋就不在眼里了。
军用球鞋简称“军球”，又叫解放鞋。部队院里的孩子得近水楼台之便，脚上人人一双。这种鞋尽管不在商店**，但部队指战员年年发放，以致流传甚广，军队大院以外有解放鞋的孩子，也很普遍。
穿解放鞋无所谓年龄界限，十来岁到六七十岁，穿着它走在大街上，都没有什么不当。当年，学校里三天两头有行军、劳动等开门办学活动，都适合穿解放鞋。
球鞋中真正的“大哥大”是“回力”——一种高腰的篮球鞋，底子很厚，有两三公分，内侧有个半月型的红色标志，内踝骨位置有一块纪念章大小的白色圆形皮子，是一个作健美状的**男子压模图案。回力鞋大概十多块钱一双，一旦蹬在脚上，穿什么衣服都无所谓，单凭这双鞋，就能“拔”起“份”来。“回力”也分蓝白两种颜色。
白回力尤其扎眼。据说还有一种黑色回力，则很罕见。不少中学生刻苦练篮球，因为只要能打进校队，“回力”就有盼头了，这是央求家长给买回力鞋的最佳借口。
说到“回力”之“俏”，还需借用王朔的一段话：“‘文革’时社会秩序大乱，这款鞋和军帽一样是小流氓抢劫的主要目标。经常看到某帅哥穿着‘回力’神气地出去了，回来光着脚，鞋让人扒了。
”穿“回力”固然可以抖“俏”，但和戴军帽一样，危险系数也跟着陡增，从某种意义上说，“回力”是一款能让孩子的神气感和恐惧感同时迸发的球鞋。
冬天，北京孩子都穿条绒面的五眼棉鞋，区别在于鞋底。和“懒汉鞋”一样，白塑料底最流行，下雪时孩子走路爱出溜，这种鞋脚感滑溜，轮胎底的差点，布底垫底。“文革”中后期，开始流行浅棕色的翻毛皮鞋，结实、经穿，适用于上了中学的孩子。
翻毛皮鞋与劳动布裤子搭配，看上去很协调。但这种鞋保暖性能差，仅一层单层子，过不了冬，大冷的时候，还是得穿棉鞋。
毛线帽、拉毛围脖、蓬松发式
六七十年代，女孩子身边的“化妆品”，在今天看来，应该打上引号。最常见的是蛤蜊油，比蛤蜊油高级的是雪花膏。抹雪花膏如今已经算不上化妆了，当年还须担待“臭美”的骂名，或被上纲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至于做头发、染发、用唇膏之类，是想都不能想的。女孩少白头，也只能听其自然。《看不见的战线》上映后，许多少白头的少女被赋予片中女特务“白桃花”的外号，有的进而被引申为“特务”。
严格说，与化妆沾边的、能让少女改变模样走向亮丽的打扮和修饰，在六七十年代，已经倒退到几乎是空白的地步。
冬天，十来岁的女孩与男孩一样，流行戴帽子。女孩的帽子是毛线织的，状如古代武士的头盔，把脖子以上除脸以外的所有部位都包在里头，耳朵下面耷拉着两条长带子，出门时在脖子上绕几圈，然后系在后脖颈子的位置。大点的女孩，则戴头巾或围脖，拉毛围脖最“酷”。
总之，用今天的眼光看，保暖而已，“怯”也难免，“俏”则都谈不上。
女孩的发式，多少还有点变化，不似男孩，小学生一律平头，中学生赶时髦的，顶多把头发留成“一边倒”。女孩的头发可长可短，长发必梳辫子，无论年纪大小。而披肩发、马尾巴，烫发，使用发卡和扎蝴蝶结，都为世俗观念所不容。
当年从十来岁的少女到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一律用寸把长的黑色卡子。女孩的辫子也必梳成两根，一般在耳朵后面，位置可随潮流稍有挪动，靠前点靠后点靠上点靠下点，挨得紧点或分得开点，变化的余地，不出这个圈子。辫子的粗细也因人而异，但单根和多根的辫子也有臭美之嫌。
尽管当时正是大唱《白毛女》里《扎红头绳》的歌的年代，但北京女孩梳辫子，大多不用头绳，更不用说红头绳了。一般用牛皮筋作头绳，扎猴皮筋差点。短发的款式大同小异，细看，有娃娃头、运动头和“飞机头”三种，但还短不到**十年代所谓“小子头”的程度。
界于短发和辫子之间的所谓“刷子”，也流行，即从耳根往后的位置分出两绺头发，但不编辫子，直接用皮筋扎起来即可。梳“刷子”，头发得留得恰倒好处，太长太短都不宜。
女孩若真想抖“俏”，得等到上了中学以后，拿头发做文章。要害是无论留什么头，都不能梳得太紧，尤其是自脑门刘海处到耳根附近，头发更不能紧贴着脸，要故作蓬松状。当然，严格说，如此打扮，还不是一个简单的时尚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品行的定位标志。
有个50年代出生的北京孩子告诉我，当时敢于以这副打扮在街上招摇的女孩，背后必有男人做支撑。他的意思是，那些不大正经和规矩的，爱在更不守规矩的男孩圈子里混的女孩，才持这种装束。当年，妙龄少女中凡发式蓬松者，一般难逃“浪”的声名，并有着男孩“赐给”的外号。
尽管留这种发式的女孩为数不多，在班里永远属个别现象，但依然能在全北京市通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以至于如果有人来写一本北京人的时尚生活史，这是抹不去的一笔。那时候，在梳妆打扮这个生活末梢上，封闭、单调、一元化及各种禁锢已经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所以才生出可以靠发式的细微变化来衡量人品的逻辑。话又说回来，任何事情都建立在相对的意义上，当年的头发故作蓬松与今天的“花枝招展”，其视觉的心理效果是一样的。
襻鞋、猪皮鞋、塑料凉鞋
六七十年代，女孩与男孩一样，以穿布鞋为主。最常见的是白塑料底黑边条绒面襻鞋，最时髦的是白塑料底白边布面襻鞋，冬天更一样，都是白塑料底黑边条绒面五眼棉鞋，不分男女。他如轮胎底或纳出来的布底都不入流。
如今餐厅服务员及舞蹈演员的工作用鞋，即黑色绒面棕色模压塑料底襻鞋，当年也有，是大人穿的，孩子穿它，看上去有点怪异。只有生活相对困难或姊妹成堆的家庭的孩子才穿这种鞋，显然是捡大人的旧鞋而省得给孩子买了。总之，除了带不带襻这一男女之间的原则性区别，穿鞋的时尚标准，男孩女孩差不多。
其实女孩中也不乏穿懒汉鞋者，或者说，懒汉鞋当时是一款不分男女的鞋。球鞋同样男女不分，像所谓“军球”、白球鞋、回力，都不乏女孩穿它们，而且可谓不减风韵。夏天，男女孩子穿鞋的区别最分明。
女孩都穿带襻的塑料凉鞋，款式大同小异，颜色较之男孩的黑棕两色，要丰富许多，但大体还是以黑色为主旋律。审美的标准是可以转换的，当年的女孩，凉鞋和**子一道穿，是一种时尚和上档次的体现，现在还如此打扮，则显得有点跟不上趟了。如今一到夏天，入时的女孩或厚打扮(厚袜子加运动鞋)，或光脚穿拖凉鞋，即便穿高跟襻带凉鞋，也不能穿袜子，真是乾坤颠倒了。
到了“文革”后期，中学生里，开始有追逐时尚的女孩穿皮鞋。穿皮鞋是否入时，取决于皮鞋的来历。属于自己的，款式和成色都是新的，一般是猪皮平跟的襻鞋或丁字鞋，一看就是专门做给学生穿的；一些女孩拣家长的皮鞋穿，则是另一回事，与入时无关，甚至效果相反，家长让孩子穿它，也是一种无奈。
冬天，还流行过一种鞋襻在脚脖子上绕一圈，绕到脚后跟系襻的平跟靴子，女孩穿它，看上去并不美。整个“文革”期间，高跟鞋一直绝迹，它和烫发、口红、连衣裙一道，对那些风华正茂的少女来说，只是一个概念或一种念想，没有人敢付诸实践，用它们来装扮自己。
以上装束，差不多概括了六七十年代女孩的日常梳妆打扮。倘要勾画一个时髦女孩的具体形象，不出这样的装束：春秋两季，上绿(女式军装)下蓝或上蓝下绿，衬衣领子翻在外边，梳短发或刷子，穿黑色布面白边白塑料底襻鞋或条绒面黑边白塑料底懒汉鞋，骑26线闸女车；冬天则四个兜的冬装军上衣，围拉毛围脖，戴口罩，穿黑色条绒面白塑料底五眼棉鞋，一提裤子要露出毛裤裤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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