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陷入了道德危机

2021-01-15 18:18:39 字数 3473 阅读 8343

1楼:匿名用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古到今,道德在中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位置。牺牲自己以利他人,牺牲个人以利整体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道德宣传比任何别的国家都响亮。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当下的中国正在讨论的却是建立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根本谈不上去建设更高的毫不利己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中国人的道德是怎么败坏的?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逐步建立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但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社会的道德伦理机制,这才是中国人变得“缺德”的真正根源。众所周知,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发展了几百年,而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adam **ith 1723-1790)是经济学家,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

亚当·斯密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留下了两部传世佳作:《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国富论》)。他在《国富论》中阐述了“看不见的手”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已被我国思想理论界所熟知,但在《道德情操论》中阐述的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却长期未被我国思想理论界所关注,而这两部巨著也正是西方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学基础和伦理学基础。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典故:辛亥革命前,严复先生于1901年翻译了《国富论》,却把《道德情操论》留在了英国。“五四运动”期间,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西方的各种理论学派和著作大量涌入中国,但奇怪的是,其中竟没有市场经济社会的伦理学基础著作《道德情操论》,由于思想理论界对《道德情操论》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直到今天,中国也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观。

据笔者考证,中国最早《道德情操论》的中译本是在1997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被整整耽误了96年,这实在是中华民族之不幸。

为什么说《道德情操论》建立了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伦理道德基础呢?在亚当·斯密所处的18世纪,英国的社会、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西方传统的道德学家们仍坚信“贫则德高、富则腐化”,赞美古代社会为有德的社会,近代商业社会则是“奢侈、堕落”的社会。当时的学术界及社会**,普遍关心的核心问题也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道德是否会堕落。

当时大多数的“有识之士”皆认为:商业化的发展必将使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衰败,终将招致人类文明的衰退。

亚当·斯密对当时的英国社会现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与传统道德学家们完全不同的看法。亚当·斯密将其伦理学研究建筑在激发利己心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仁慈、利他主义等都是不稳定的、偶发的、非持久性地心理驱动力。面向普通的人们,传统的道德说教方式——树立圣人、英雄人物,以其所谓的先进事迹教育大众的方式无济于事,这样的理想,在现实中不过是不正常的、特例而已。

而利己心则是人类的本能,在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制度下,利己心具有自发地趋向美德的内在力量。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社会中,无需道德说教,市场化过程本身就是培育并实现良好道德、伦理的场所。它不仅拥有自动调节社会资源分配的经济力量,还具有自动调节人性,使之趋向公益的道德力量。

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富裕的过程就是道德修炼的过程,这是一个无意之中的结果,意味着每一个市场的参加者谁也没有意识到在经商中使自己高尚起来。

亚当·斯密还提出,自由和独立的人格是自然产生美德的两大条件。在市场经济社会里,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主体必须具有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其个人伦理或者说国民性才表现为基于利己心的慎思之德。随着商业的发达,市场社会的国民在经济上自立为生的过程中自然会具备道德涵养,勤勉、谨慎等美德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养成。

从长期看,一个民族或国家将通过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成为有德之国,其国民的富与德(物质富裕与道德)将自然而然地同时实现。即国民在积累经济资本的同时,积累勤勉、节俭、诚实、守约、守时等道德。这是因为市场社会存在着看不见的道德强制作用,无形之手的伦理学涵义正在于此。

理解了亚当·斯密的道德伦理学,也就不难理解美国的民主,不难理解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将数百亿美元巨额财富捐献给社会的慈善行为,他只不过按照亚当·斯密所奠定的社会道德准则行事,钢铁大王卡内基、“股神” 巴菲特的慈善行为不也是对亚当·斯密道德理论的忠实履行吗?因为在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中,富与德(物质富裕与道德)同时实现的最终结果就是:市场社会的国民富而有德,因为国民在追求富裕的过程中进行了道德修炼。

跟儒家思想在中国一样,亚当·斯密的原著虽然比较晦涩难懂,但其伦理思想在西方的影响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亚当·斯密的学说成为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主流道德伦理标准,已经渗透到每个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的骨子里面。这些国家的**就是要让所有的国民,包括从婴儿到老人,清清楚楚地知道,作为一般的国民,不需要太高的道德要求,只要遵守法律,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来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富裕与道德就可以同时实现。

作为市场经济的圣经和商业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亚当·斯密的道德伦理学说已无须冗言论证。但由于中国社会的主体人群长期以来对亚当·斯密道德哲学的了解甚少,在这种背景下,亚当·斯密的商业道德哲学能否结合中国的国情,逐渐形成新的市场经济社会条件下的道德标准,尚是个未知数。

可以说,千百年来,中国从没有进入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国的道德传统完全是建立在儒家道德基础上的,现在我们进入了市场经济社会,我们的道德伦理教育要么停留在以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阶段,要么祭出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法宝,但这些道德教育都解释不了市场经济社会的各种现实,很多道德说教甚至是与现在的市场经济完全矛盾的,所以主张回归道德传统的论点可能会使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念更加混乱。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学习,选择了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使得原有的价值观没人信奉,而新的价值观又没有形成。所以今天中国社会的道德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传统的、没落的连同新生的许多道德观念混杂在一起,尚没有形成被普通大众信服和接受的主流道德标准。

缺少适当的道德理论引导,又失去了宗教信仰的道德约束作用,中国人也就无所畏惧,不择手段地追求起自己的利益来。

按照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国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富与德(物质富裕与道德)同时实现的前提条件并没有出现。特权阶层依靠制度缺陷和社会不公迅速致富,大量没有经过道德修炼过程的暴发户成为社会道德沦丧的毒瘤,他们使整个社会倾向于投机取巧而非勤劳致富,这些都是违背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而种下的恶果。

亚当·斯密的理论在几百年前就很好地解释了商业社会中道德败坏和腐败产生的根源。他认为妨碍人们勤劳工作、阻止人们实现生活改善愿望的制度就是社会道德堕落的根源。例如:

特权、垄断、管制、保护等制度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道德风险,不仅仅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自然运行,而且还造成了商人的腐败和堕落,它使商人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投机取巧而获得垄断和超额利润上,导致腐败的产生和社会道德的败坏。

选择了资本主义并不等于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主要看这个国家市场的自由竞争程度。如果中国消除不了特权、垄断以及不劳而获的各种根源,让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继续依靠权力和关系去掠夺财富,而不是让国民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去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并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国商业社会的道德伦理观,目前中国社会道德观念的混乱状态就难以改变,也就无法防止整个社会的道德下滑。

作者并不主张完全模仿西方的东西,特别在国人最重视和引以自豪的伦理道德方面,如果传统的道德理论能够解决现有道德危机问题,则无需画蛇添足地学习西方。理论无国界,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了几百年,除了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尚没有任何其它理论能够解释市场经济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不实行拿来主义,借鉴经过西方社会几百年检验的商业道德哲学,中国很难避免国民“缺德”和“文明古国”世风日下的道德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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