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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理，1809年出生于乌克兰的小地主家庭。他的早期创作具有浪漫主义色彩，1831~1832年发表的《狄康卡近乡夜话》是他的成名作，这是一部乌克兰民间故事集。1835年，果戈理写了**集《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这是作家的现实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小品集》中的**后又被收入《彼得堡故事集》（1835~1841），《故事集》多方面地反映了充满矛盾的彼得堡社会生活。
果戈理继承了普希金《驿站长》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狂人日记》（1835）和《外套》（1841）中描写了官僚制度统治下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深刻地揭露出社会的贫富悬殊，提出反对等级制度的民主主义思想。1836年果戈理又创作了剧本《钦差大臣》。果戈理最杰出的代表作是《死魂灵》。
从1842年《死魂灵》第1部问世到1852年果戈理逝世，是他的思想危机时期。
《死魂灵》第1部出版后，果戈理受到了反动势力的攻击。1842年果戈理再次出国。他和进步文学界疏远了，他的贵族偏见和宗教情绪抬高，世界观中消极的一面占了上风。
他认识到社会“处在十字路口”，认识到农奴制社会瓦解的趋势，但却不理解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而把古代宗法制社会理想化。1847年他发表了《与友人通信选录》，书中否定了过去创作中某些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宣扬从道德、宗教方面改善社会，使进步的知识界感到痛心和愤怒，特别是别林斯基在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信》（1847）中，对于果戈理对人民利益的背弃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和原则性批判。果戈理没有反驳，但也没有改正自己的错误。
果戈理在《死魂灵》第2部中企图描写改恶从善的乞乞科夫和一些正面的地主和官僚形象。由于这种思想倾向的错误，招致了艺术上的失败。果戈理的思想危机是在阶级斗争激化的年代，已觉醒的贵族摆脱不掉本阶级沉重思想影响的悲剧。
著名喜剧《钦差大臣》（1836）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戏剧发展中的新阶段。作品描绘了30~40年代农奴制**官僚统治的真实画面，《钦差大臣》是对**、官僚制度的讽刺，对贿赂、盗窃**、横暴、堕落和卑鄙的揭露。果戈理说：
“《钦差大臣》中，我把那时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态，把一切非正义的行为集中在一起，统统加以嘲笑。”高度的概括性和猛烈的讽刺、嘲笑是果戈理成熟期创作的特征。剧本前的题词“脸丑莫怪镜子”表明了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
《钦差大臣》通过一个彼得堡的****赫列斯达可夫被县城的官吏们误认为钦差而引起的喜剧性冲突，深刻揭露了官场的腐败和罪恶。以市长为代表的县城官吏们的行为和心理，概括了媚上欺下、残暴愚昧、无恶不作的**官吏的特点，构成了一部“完备的关于**官僚的病理解剖学教程”。
果戈理在剧中通过刻画其他官吏和地主形象，补充了市长和赫列斯达可夫的性格特征。这里有自称“自由思想者”的法官、一个滥用职权的屠夫；有专在“告密”方面“尽责”的督学；有专为好奇而乱拆信件的邮政局长；横行霸道的警察；散布谣言的地主……通过他们相互间的勾心斗角，果戈理成功地描绘了官僚集团和贵族内部的矛盾，这是一幅生动多彩的官场现形图。
果戈理用喜剧手法概括了社会典型形象。他把笑提高为讽刺和谴责社会罪恶的手段。他认为，在《钦差大臣》中没有一个正面人物，唯有笑是个正面形象，“一下子把一切嘲笑个够”，就是说，把笑当成鞭挞沙皇统治的有力**。
果戈理正是通过笑启发人们深思。赫尔岑认为在果戈理的笑里有着某种革命的东西，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钦差大臣》演出后在当时进步文学界和反动派之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统治阶级代表和反动文人力图贬低剧本的意义，说它是对俄罗斯社会的诽谤，是罪恶。别林斯基却正确指出喜剧的悲剧性，肯定了果戈理在形成**民族戏剧中的重大贡献和他的喜剧的人民性和民主主义思想基础。
但是，在沙皇**压迫下，果戈理感到害怕和苦闷，终于在1836年离开祖国，侨居巴黎、罗马等地。果戈理在《钦差大臣》中其实并不根本否定**制度，他想用美来教育台下的市长和赫列斯达可夫之类的人，从道德说教的角度批判沙皇**制度，幻想他们改邪归正，幻想有正直的钦差出现。
《钦差大臣》中的反面人物的名字已成了通用词汇。列宁不止一次在论战中引用过它们。列宁把爱吹牛的孟什维克称作“赫列斯达可夫”。
《死魂灵》（第1部，1835~1842）是果戈理创作的顶峰，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名著。果戈理说过，他要在《死魂灵》中把“整个俄罗斯显示出来”，要“用不倦的雕刀，加以有力地刻画”，使地主、官僚以及资产阶级的性格“分明地，凸出地呈现在读者眼前”，用“分明的笑和不分明的泪，来历览壮阔的人生”。
《死魂灵》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俄罗斯社会，揭露了农奴制度下贪得无度的地主和悲惨的农奴生活，揭露了沙皇官僚机构的无耻和丑恶，并反映了农奴制的日趋瓦解以及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整部**由乞乞科夫为购买死魂灵（即死农奴的名单）而周游俄罗斯贯穿起来。
果戈理善于用典型的细节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在一系列地主形象中，最先出现的玛尼罗夫是懒惰、虚伪、假文明、好空想、不务实际的贵族寄生虫，地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典型。
女地主科罗皤契加的个性和玛尼罗夫完全相反，她不用任何纱幕掩盖自己的愚蠢无知，她没有任何空想。这个形象的贪婪、闭塞、浅薄、狭隘，反映出小地主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联系。
罗士特莱夫是地主中的恶少和无赖，他是**鬼、吹牛家、赌棍、酒徒和浪子的类型。这种人，粗相识，与你一见如故，看来如豪爽的英雄，狂暴的好汉；几经交往，细体察，原来是地道的流氓，十足的无赖。
地主梭巴开维支是保守、顽固、冷酷专横的**农奴制度的化身，**封建反动势力的支柱。他赤裸裸的奉行这一制度弱肉强食的原则。
地主形象画廊中的最后一个是泼留希金。剥削者的自私、堕落、吝啬、贪婪，在泼留希金身上发展到了可怕的程度。这是一个可怕的吝啬鬼，一个丧失全部活人感情，猥琐、卑微、僵硬、麻木，成为“人的灰堆”的地主典型。
果戈理通过泼留希金的形象，在客观上显示了农奴制崩溃的必然性，同时，通过这批地主的形象的描绘，展现了一幅农奴制下贵族社会经济、道德总崩溃的揭露性图画。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死魂灵”。
此外，《死魂灵》还描写了与地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外省官僚世界，这是一股残酷统治人民、保护封建贵族利益的**势力。与此同时，在整个作品中，渗透了果戈理对农奴的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对他们的伟大潜力的赞扬；虽然果戈理并没有正面写出地主阶级对农奴的剥削，更没有把这两大阶级的矛盾作为**的主要矛盾。果戈理并不同意农民起义，他是从人道、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地主的丑恶和同情农奴的。
此外，果戈理心目中的“俄罗斯祖国”也是抽象的，是包括一切俄罗斯人在内的“全俄”。
在《死魂灵》中，果戈理早期**中的怪诞情节和神秘主义消失了，讽刺批判力量更为深刻、强烈，农奴制统治者的典型形象比《钦差大臣》更丰满了。果戈理现实主义的人民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更成熟。典型化原则已经到炉火纯青和独具特色的程度。
他善于通过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通过对人物的具体物质生活和细节描写，刻画具有鲜明个性的典型形象。5个地主各有性格，决不互相重复，这在典型创造中是杰出贡献。作者对人物的态度明显地流露在他描写地主、官吏时所用的讽刺手法中。
由此并产生了果戈理创作最大的艺术特色——“含泪的笑”。果戈理对人民和祖国的爱和有关的思考则体现于**里经常出现的抒情插笔中。作者的爱国主义不能突破他的思想矛盾和阶级偏见，而只能局限在对农奴制和地主的反人性的恶德的控诉和对祖国未来的浪漫主义幻想上面。
《死魂灵》的体裁也是**文学中特殊的现象。叙事的散文和诗的意境结合在一起。作家称这部**是“长诗”并不是偶然的。
果戈理的创作对19世纪的杰出作家如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谢德林、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都有很大影响。
果戈理促进了俄罗斯文学语言更接近生动的口语。这种语言以其简练、有力、确切、惊人的灵活和逼真而受到欢迎。
莱蒙托夫的一生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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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蒙托夫，1814年10月15日出生于莫斯科。父亲是沙俄退役军官。莱蒙托夫出生后不久被送到奔萨省塔尔哈内外祖母的庄园，由外祖母抚养**。
1827年随外祖母去莫斯科。1828年进入贵族寄宿中学，从此开始写诗。1830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次年丧父。
1832年离开大学，进入彼得堡近卫军骑兵士官学校。
1829~1832年间他写了一些长诗和剧本，以及抒情诗300余篇，约占他全部抒情诗3/4。这些诗篇之中比较著名的有《乞丐》、《天使》、《帆》等，最有代表性的是《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诗里所抒写的“生的渴望”、行动的企求和生怕一事无成的哀愁，是他笔下的主人公的感情特点。
1834年，莱蒙托夫于士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到彼得堡近郊近卫军骠骑兵团服役。1835年第一次发表作品长诗《哈吉·阿勃列克》，开始引起注意。同年写了剧本《假面舞会》，主人公是一个反抗上流社会的悲剧性人物。
1837年2月8日普希金在决斗中受伤，两天后逝世。莱蒙托夫写了《诗人之死》一诗，指出杀害普希金的**就是**整个上流社会。作者愤怒地对这些屠夫说，他们虽然躲在法律的荫庇下，公论与正义都噤口无声，但是“神的裁判”在等着他们。
“神的裁判”就是指人民的裁判。诗人因此被流放到高加索。这篇诗震动了整个**文坛，他被公认为普希金的继承人。
在流放高加索的途中，载有他的长诗《波罗金诺》的那一期《现代人》杂志出版。这首纪念1812年卫国战争的诗篇是莱蒙托夫重要作品之一，标志着他的创作活动进入成熟时期。诗中充满爱国主义，说明战争的真正英雄是人民。
1838年4月，莱蒙托夫返回彼得堡原部队。不久，他发表用民歌体写成的长诗《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近卫士和勇敢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写16世纪伊凡皇帝时的一个故事。诗中青年商人不畏强权，挺身维护自己的尊严，博得正直善良的人们的尊敬。
1838年在《祖国纪事》发表了《咏怀》一诗，严厉地批判当时的一代人，谴责他们缺乏理想，没有斗争勇气。接着又写了著名的诗篇《诗人》，继承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的传统，宣称诗人的使命在于唤起人们崇高的思想。
1840年新年，莱蒙托夫参加了一个贵族的假面舞会，写成《一月一日》一诗，引起宫廷贵族和上流社会的很大不满。次年2月因同法国公使的儿子巴兰特决斗，又遭逮捕。沙皇决定把他再度流放高加索。
临行前他写了那篇有感于自己“永恒流浪”的沉痛的诗《云》。路过莫斯科时参加了果戈理命名日宴会，向果戈理朗诵了刚写好的长诗《童僧》（1839）的片断。长诗描写一个想要摆脱修道院的监狱般生活而返回家乡的少年的悲剧性故事，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揭示出主人公的内心活动。
莱蒙托夫于1840年4月出版的长篇**《当代英雄》，在高加索广阔的背景上凸显了主人公毕巧林的复杂的性格。毕巧林对当时贵族社会抱有批判的甚至是敌对的态度，他精力充沛，才智过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得不到合理的发挥，只能在一些琐细无聊的小事上浪费自己的才力，乃至生命。
毕巧林是俄罗斯文学中继普希金的奥涅金之后又一个“多余的人”形象。莱蒙托夫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他，在《当代英雄》第二版序言中说，这个形象“是由我们这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构成的”。《当代英雄》虽然带着浪漫主义色彩，但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作品，结构完美，并富有特色，心理分析细致，语言准确优美，成为**文学中最早最出色的长篇**之一。
莱蒙托夫于1840年6月到达高加索，7月就参加了瓦列里克河上的战役，事后写了《瓦列里克》一诗，以战役参加者的身份，用第一人称真实地描写了战役中的一切细节。对沙皇**发动的这种对高加索人民的战争，诗人显然是反对的，他用与《波罗金诺》迥然不同的语气写道：“这血的日子他们忘不了！
”1841年1月，他得到两个月休假。2月回彼得堡，对他在中学时期动笔经过多次修改而未发表的长诗《恶魔》的稿子，作了最后的加工。《恶魔》（1829～1841）体现了诗人叛逆的思想。
恶魔是一切公认的破坏者，是束缚人一切力量的反抗者。他离开天国来到人间，但仍然感到孤独。他的失败证明，个人利己主义的反抗不但得不到结果，反而会带来更大的不幸；而且也表明，光是“否定”是不够的，还应当肯定积极的生活原则。
《恶魔》和《童僧》一样，是莱蒙托夫浪漫主义创作的最高成就，洋溢着现实主义的气氛。恶魔和童僧这两个形象，可以概括诗人全部作品中的形象。他笔下的主人公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性格：
前者是个人主义者，后者则是自由的战士。1841年在《祖国纪事》上他又发表了另一篇重要诗作《祖国》。诗中否定了“用鲜血换来的光荣”，指出热爱祖国山河和劳动人民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莱蒙托夫本想趁休假之便设法离开军队，完全献身于文学事业，但所得到的却是限48小时之内离开彼得堡返回高加索的命令。回高加索后，一些来自彼得堡的贵族预谋已久，唆使军官马尔特诺夫与莱蒙托夫决斗。1841年7月27日，莱蒙托夫在决斗中被杀害。
莱蒙托夫没有活到27岁，他成熟期的创作活动只有短短4年，但他的作品对**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诗人，他在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展示人物内心生活的心理描写方面，他是**文学中的先驱，后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所师承和发展。
鲁迅在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中介绍过几个“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的诗人，其中之一就是莱蒙托夫。莱蒙托夫的诗篇及其**《当代英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陆续有较完整的译本出版。
莫洛亚的一生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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