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中地数媒
古文运动所以在中唐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发生和发展，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客观的现实社会条件。天宝以来，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人的复古主义思潮，就和安史之乱的现实有关。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陡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
贞元、元和时期，号称“太平”和“中兴”，实际藩镇割据的严重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而且佛道二教盛行，僧尼道士已成为一种特殊势力，他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唐会要》卷47)，不但和广大人民有矛盾，而且由于“使农夫士女堕业以避役，故农夫不劝，兵赋日屈”(《唐书·李叔明传》)，也和唐王朝的利益发生矛盾。但是贞元时期20年苟安的太平，不仅使摇摇欲坠的唐王朝得到了暂时的稳固，而且在唐王朝的统治区内也恢复并发展了生产，因而也给统治阶级带来了“中兴”的希望。
论述中唐古文运动兴起的原因。求解？
2楼：谢绝的闲聊
唐代古文
运动的起因 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是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一次文风、文体、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
所谓“骈文”，是指六朝以来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典故的文体。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是始于汉朝，盛行于南北朝的文体。骈文中虽有优秀作品，但大量的是形式僵化、内容空虚的文章。
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骈文作为一种文体，成了文学发展的障碍。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朝、周朝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
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朝初期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
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 第一次古文运动（唐代） 韩愈等人举起“复古”的旗帜，提倡学古文，习古道，以此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
这主张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社会上的广泛反应，逐渐形成了群众性的斗争浪潮，压倒了骈文，形成一次影响深远的“运动”。这一运动有其发展过程。在骈文盛行时，已有人提出改革的要求，初唐陈子昂曾主张“复古”，是文体革新的先驱者。
其后，萧颖士、李华等继起，提出取法三代两汉的主张，为韩柳古文运动做了思想准备。中唐时期虽经安史之乱，唐朝国力衷弱，但贞元以后，社会暂时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中兴”的希望。这样韩愈等人倡导古文运动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他们提出“载道”、“明道”的口号，这是古文运动的基本理论。他们重视作家的品德修养，重视写真情实感，强调要有“务去陈言”（韩愈《答李翊书》）和“词必己出”（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的独创精神。他们一方面亲自实践，一方面又培养了许多青年作家，使古文运动的声势日渐壮大。
第一次古文运动（北宋） 晚唐时期，古文运动趋于衰落，出现了讲究雕章琢句的不良文风。北宋时期，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些文人，极力推崇韩、柳，又掀起一次新的古文运动。一面反对晚唐以来的不良文风；一面提倡继承韩愈的道统和文统，强调文道统一，道先于文的观点，写了大量平易自然、有血有肉的散文，共同扫清了绮靡晦涩的文风，使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
人们把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共称为“唐宋八大家”，把唐代和宋代的两次古文运动称之为“唐宋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这种深刻的精神追求，是它有别于初盛唐散文创作的重要特征。文体上的骈散之争从骈文鼎盛的齐梁时期就已经开始，延及唐初，争论不断。
唐初，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严厉批评骈文的弊病；李延寿在《北史??文艺传序》中大声疾呼南北文学合流；傅奕、吕才用散体文写反佛文章；陈子昂提倡诗文革新，力斥齐梁，他创造了不少散体文，如《上蜀川安危事三条》、《上军国利害事》等都深刻地抨击时弊，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安史之乱前后，又涌现了一批古文作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更高级的层次上推动了古文的发展。如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粱肃、柳冕等，这些人对韩柳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古文运动之前的散体文创作，其艺术成就都无法与韩柳等人的古文创作相比，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韩柳之前的散体文作者，普遍缺少像韩柳那样深刻而丰富的精神追求。他们在批评骈文，提倡散文时，也多强调文章与道德教化的关系，如独孤及主张文章要“以五经为源泉”(独弧及《赵郡李公中集序》)；柳冕认为“淫丽形似之文，皆亡国哀思之音也”(《与滑州卢大夫**书》)；他强调文章的社会教化作用，强调文学与儒学合一：“文章者，本于教化，发于情性。
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文章风俗，其弊一也。变之之术，在教其心……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
”(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元结等人又特别强调文学的讽时刺世功能，要 “救世劝俗”，“导达情性”。他认为文章应能“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谏之流”(《二风诗论》)“尽劝怨之声音，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序》)，但这些作者对儒道本身的理解没有根据时代的要求而做出新的阐发，因此其文章不免有说教与僵化之弊，缺少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精神内涵。
韩柳之文，尤其突出的是抒发了作者内心的感激怨怼之情，韩愈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他所谓的“不平则鸣”在创作中主要指向由现实坎懔所激发的感激怨怼之情。在《荆潭唱和诗序》中，他提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
”而柳宗元在被贬谪之后所写的“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痛哭”的作品，也正是他对社会现实的不平之鸣，这就极大丰富了古文的抒情内涵。
其二，韩柳对古文艺术有丰富的思考，这也是前此的散体文作者所普遍缺乏的，他们的思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道而不轻文：他们都主张文与道二者必须互相结合。韩愈在《答尉迟生书》中说“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
”“体不备不可以**，辞不足不可以成文”。柳宗元也一再强调文要“羽翼夫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并强调“文”的重要性：
“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2，韩、柳又十分强调作家本人的修养，即重视作家的思想、人格、气质、品德等内在精神力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韩愈在《答尉迟生书》中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
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在《答李翊书》中，明确提出养气说：“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
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柳宗元也强调作家“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 (《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文章，士之末也，然立旨在乎其中。
”(《与杨京兆凭书》)并特别强调作家应有严肃的创作态度，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韩柳强调作家道德行为和文艺修养，对古文运动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能辨证处理文风的古今之辨。在文风方面，韩柳坚决反对六朝骈文的浮艳之风。韩愈批评骈文“其声轻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
其为言也杂乱而无章”(《送孟东野序》)。柳宗元也明确反对“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道密以为能”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的颓靡文风。但在创作中，他们并不一味排斥骈文，而是能吸取其长。
韩柳之前的散体作者坚执骈散之壁垒，对骈文艺术采取了严厉的批评态度，在创作上也很少加以吸取，相反，韩柳则能广泛吸取各类文体的艺术成就，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但其文章实集“八代之长”；柳宗元早年工于骈文，后期转为古文，对骈文艺术的精华也多有吸取。清人刘开说：“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
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孟涂文集》卷四《与阮芸台宫保**书》）。另一方面，韩柳虽主张师古，但反对因袭剽窃，韩愈明确主张，即使对古人的经典之作，也只能“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柳宗元也反对食古不化，他尖锐地批评“荣古虐今”（《与友人**书》）的不良风气，痛斥“渔猎前作，戕贼文史”的恶劣作风。
总之，韩柳都能在创新中兼取古今之长，因而对古文艺术做出了重大贡献。
正是有韩柳的杰出建树，一大批作者参与到古文的创作中，一场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伴随着社会改革应运而生。
中唐古文运动的成就是什么
3楼：岁月不寒
古文运动这种深刻的精神追求，是它有别于初盛唐散文创作的重要特征。文体上的骈散之争从骈文鼎盛的齐梁时期就已经开始，延及唐初，争论不断。唐初，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严厉批评骈文的弊病；李延寿在《北史文艺传序》中大声疾呼南北文学合流；傅奕、吕才用散体文写反佛文章；陈子昂提倡诗文革新，力斥齐梁，他创造了不少散体文，如《上蜀川安危事三条》、《上军国利害事》等都深刻地抨击时弊，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安史之乱前后，又涌现了一批古文作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更高级的层次上推动了古文的发展。如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粱肃、柳冕等，这些人对韩柳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古文运动之前的散体文创作，其艺术成就都无法与韩柳等人的古文创作相比，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韩柳之前的散体文作者，普遍缺少像韩柳那样深刻而丰富的精神追求。他们在批评骈文，提倡散文时，也多强调文章与道德教化的关系，如独孤及主张文章要“以五经为源泉”(独弧及《赵郡李公中集序》)；柳冕认为“淫丽形似之文，皆亡国哀思之音也”(《与滑州卢大夫**书》)；他强调文章的社会教化作用，强调文学与儒学合一：“文章者，本于教化，发于情性。
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文章风俗，其弊一也。变之之术，在教其心……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
”(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元结等人又特别强调文学的讽时刺世功能，要 “救世劝俗”，“导达情性”。他认为文章应能“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谏之流”(《二风诗论》)“尽劝怨之声音，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序》)，但这些作者对儒道本身的理解没有根据时代的要求而做出新的阐发，因此其文章不免有说教与僵化之弊，缺少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精神内涵。
韩柳之文，尤其突出的是抒发了作者内心的感激怨怼之情，韩愈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他所谓的“不平则鸣”在创作中主要指向由现实坎懔所激发的感激怨怼之情。在《荆潭唱和诗序》中，他提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
”而柳宗元在被贬谪之后所写的“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痛哭”的作品，也正是他对社会现实的不平之鸣，这就极大丰富了古文的抒情内涵。
其二，韩柳对古文艺术有丰富的思考，这也是前此的散体文作者所普遍缺乏的，他们的思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道而不轻文：他们都主张文与道二者必须互相结合。韩愈在《答尉迟生书》中说“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
”“体不备不可以**，辞不足不可以成文”。柳宗元也一再强调文要“羽翼夫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并强调“文”的重要性：
“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2，韩、柳又十分强调作家本人的修养，即重视作家的思想、人格、气质、品德等内在精神力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韩愈在《答尉迟生书》中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
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在《答李翊书》中，明确提出养气说：“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
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柳宗元也强调作家“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 (《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文章，士之末也，然立旨在乎其中。
”(《与杨京兆凭书》)并特别强调作家应有严肃的创作态度，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韩柳强调作家道德行为和文艺修养，对古文运动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能辨证处理文风的古今之辨。在文风方面，韩柳坚决反对六朝骈文的浮艳之风。韩愈批评骈文“其声轻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
其为言也杂乱而无章”(《送孟东野序》)。柳宗元也明确反对“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道密以为能”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的颓靡文风。但在创作中，他们并不一味排斥骈文，而是能吸取其长。
韩柳之前的散体作者坚执骈散之壁垒，对骈文艺术采取了严厉的批评态度，在创作上也很少加以吸取，相反，韩柳则能广泛吸取各类文体的艺术成就，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但其文章实集“八代之长”；柳宗元早年工于骈文，后期转为古文，对骈文艺术的精华也多有吸取。清人刘开说：“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
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孟涂文集》卷四《与阮芸台宫保**书》）。另一方面，韩柳虽主张师古，但反对因袭剽窃，韩愈明确主张，即使对古人的经典之作，也只能“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柳宗元也反对食古不化，他尖锐地批评“荣古虐今”（《与友人**书》）的不良风气，痛斥“渔猎前作，戕贼文史”的恶劣作风。
总之，韩柳都能在创新中兼取古今之长，因而对古文艺术做出了重大贡献。
正是有韩柳的杰出建树，一大批作者参与到古文的创作中，一场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伴随着社会改革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