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哈劳斯皇帝无悔
五口通商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到十一口通商分别由沿海到内陆的地理位置发生了变化
五口通商对福州的影响
2楼：匿名用户
“五口通商”对福州社会经济的影响
福州是中国东南沿海一个著名的海港城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把侵略的目光投向这个城市。鸦片战争以后，福州首先成为清廷被迫开放的“五口通商”港口之一。从此，它便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的一个重要门户，并沦落成为一个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畸形消费性的商业城市。
福州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对传统手工业的打击
资本主义国家打开中国门户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把中国当作资本主义工业产品的倾销市场。当《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方代表璞鼎查便得意忘形地告诉英国资本家说，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
“倾兰开夏全部工厂的生产，也不够供给她一省的衣料的”①。
自从福州辟为对外通商港口以后，资本主义各国纷纷来福州设立洋行、公馆，作为各国对华经济侵略的办事机构。这些洋行、公馆多设立在福州仓前山和泛船浦一带。如英国的裕昌洋行、协和洋行、复兴洋行，美国的水菜洋行，日本的三井洋行、铃木洋行，德国的禅臣洋行、东亨洋行等，都是较大规模的外国商行。
这些洋行的主要任务，除了进行间谍活动，窃取政经情报之外，便是对中国倾销洋货，廉价收购福建的土特产。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口的洋货当中，以棉布纺织品为最多，这是对福州地方经济的一个致命打击。
福州是一个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特别是纺织工业，在历史上曾经闪耀过璀璨的光辉。宋朝和明朝，福州的丝绸纺织业，都先后大放异彩。明朝弘治年间，福州的一位民间纺织工匠名叫林洪，他革新了一种纺织机，叫做“改机”②，利用这种改机，织成了许多奇异的花色图案，如龙凤、飞禽走兽、福禄寿等花样，十分精美。
当时福州的丝绸纺织品，大体上有绸子和缎子之分。这些产品，不仅销往国内各省，而且远销东南亚和日本等地。福州现存的一些里巷地名，如光禄坊一条小巷名叫“机房里”，在“八一七”北路东边有一条小巷，名叫“织缎巷”，都标志着古代福州纺织业的繁荣。
《闽部疏》记述明朝福州丝绸业之盛时说：“凡福之丝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
除了丝绸之外，福州布、麻等纺织品，也曾经发达一时。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福州所产的红蕉布，被列为土贡上供。其所产的“青布”与“兰布”，染色特佳，很受欢迎。
此外，福州还有以苎麻为原料所织的布，称为“葛布”。五代王审知时代，福建曾向后梁进贡福州葛布3.5万匹，王延羲时代又向后晋上交商税福州葛布8880匹(均见《五代史》)。
在宋朝以被称之为“苎布”和“縩布”的麻织品，也曾流行一时。
总之，福州在其历史上，是一个丝绸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但不幸的是，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国家犹如洪水决堤般向福州门户进口大量纺织品，造成了福州丝绸纺织工业破产崩溃。根据清光绪末年福州海关的统计，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向福州港进口的“洋布”和“洋纱”，每年约有4万多担，价值100万两以上，海关的报告中说：
“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此可见，鸦片战争以后，福州传统的纺织工业，在帝国主义洋布倾销之下，一蹶不振了。以至近百年来，直至福州解放为止，在其市场上从未见过当地出产的丝绸纺织品。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全福州仅存小型的家庭缫丝厂三家，且只出品一些丝线，其惨景可见。
二、洋货倾销，大量外贸逆差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福州港进口的洋货，其数量最多的有二大类：一类就是前面所述的洋布、洋纱，而另一类则就是“洋米”和“洋面”。光绪末年，经福州港进口的洋米，年均350万石，价值850万两左右。
除了上述二大类之外，当时“洋油”(煤油)进口年约450万加仑，价值50万两以上。“洋糖”进口年约价值50万两。在当时海关所列进口洋货项目之中，还有面粉、玻璃、肥皂、火柴、钢、铁、铜、铅、锡、脚踏车、水泥、钮扣、海参、燕窝、蜡烛、煤、化工产品、搪瓷、钟表、电气器材、染料、羽绫棉、缎、绒呢料、象牙、法琅器皿、罐头果品、海产品、洋参、鱼胶、鞋帽衣物、犀角、钻石珠宝、水果、针、线、纸笔、香水、印刷材料、照相器材、建筑器材、洋藤、檀香、硝磺、皮货、洋伞、洋酒、洋烟、哔吱毡毯等等，洋货几乎控制了一切生活领域。
据有关资料统计，“洋货”对福州市场倾销的最高峰年代，全年进口价值约在1600万两。而从上述进口洋货的价值来看，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洋米”和“洋布”。这就意味着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福州地区人民生活中最基本的吃饭和穿衣，都控制在帝国主义的商人手中。
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给历史作出一个正确的结论，自从“五口通商”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崩溃，其主要原因就是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帝国主义打开中国门户的第二个目的，就是通过这个广阔的市场，廉价收购中国的土特产。从海关的绝对数字来看，鸦片战争以后，从福州港出口的土特产，就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
但和进口的数字相比，则出口又远远的落后于进口，每年的对外**都出现了大量的逆差。大量**逆差的存在，是鸦片战争以后福州经济的一个基本形势。也是这种基本形势造成了100多年来福州经济的没落。
从福州港出口的土特产中，以茶叶、木材、土纸、竹笋为大宗，这里从光绪末年福州海关公布的统计数字，可略见一般。
茶叶类(包括工夫、乌龙及各种茶类)：最高出口数年约20万担，价值约450万两。木材类：
最高出口数，年约价值150万两。土纸类：最高出口数，年约4万担，价值约40万两。
竹笋类：最高出口数，年约价值40余万两。
除了以上大宗出口货物之外，其它土特产出口价值的最高数字，合计年约30万两。其中包括福桔300余万斤，橄榄100余万斤，桂元3000箱，荔枝干10余万斤，纸伞10万把，以及不定量的藤器、漆器、红糖、锡箔、烟叶等。
总而言之，自从“五口通商”以后，经福州港出口的货物，充其量每年不过价值700多万两，与其进口货物的1600万两的价值相比，则每年逆差将近1000万两。如果以闽江流域二十几个县市的人口平均分配，那么每个人每年要负担三两多，年复一年，福州地区人民身上所负担的“外债”，越来越沉重。况且，在进口货物中，几乎都是工业产品，而在出口货物中，则几乎都是农业产品(其中小部分是手工艺品)，象这种半殖民地性质的对外**，对福州地方经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使其长期停留在落后的农业社会阶段。
过去日本帝国主义曾经狂妄叫喊“农业中国，工业日本”的口号，其实也是鸦片战争以来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福州经济的一个总的趋势。
三、畸形的社会经济繁荣
“五口通商”以后，尽管福州的地方经济濒于破产的边缘，特别是纺织工业受到致命的打击。但由于半殖民地性质的买办商业的发展，福州市场呈现了畸形的繁荣景象。各种买办洋行、商业帮派纷纷成立，它们勾心斗角，互相争利。
当时福州南台的上杭街，便是福州商帮协调中心，后来在这里成立了商务总会。
“五口通商”以后，福州的商业帮派共有200多个，全市商店约有1.5万多家。在这些帮派之中，以福州茶帮实力最为雄厚。
福州的茶帮可分为本地帮和外地帮二派。本地帮的实力比外地帮的更大，每年经营茶叶约有10万余担，占福州茶叶出口总数的70%以上。这个商派所统辖的茶叶店，约有40余家，多集中在台江区。
外地帮又分京帮、鲁帮和徽帮三个帮派。他们每年农历三月间来闽窨茶，至八月离闽，每年所窨之茶也有七八万担左右。
若按茶叶经营的品种来分，福州的茶帮又可分为三种：1.毛茶帮，专以采办绿茶为业务，每年经营绿茶9万担左右。
当时的“恒元堂”就是这个帮派的代表。2.箱茶帮，主要经营红茶、岩茶，装箱而运。
当时的“公义堂”就是这个帮派的代表。3.花香茶帮，以经营花茶为主。
这个茶帮实力雄厚，后来花香茶就成了福州茶叶的特产。
“五口通商”以后，福州在出口**方面，除了以茶叶为主之外，其次就是木材了。因为福建是我国主要的林区之一，闽江流域出产的大量木材，都是通过闽江水运流至福州，所以福州便成为我国木材出口的主要港口城市。当时福州经营木材商业的有三种：
1.木客(又称“山客”)，专门深入闽江上游各林区采购木材，运至福州。2.
木牙(又称“木行”)，专门在福州设立行号，代山客转手售卖木材，是木材的中介商。3.木帮(又称“木商”)，是专门向木行购买木材，再由福州港口运往外省的行商。
总之，从福建全省的经济地位来看，五口通商以后，福州成为一个货物供销集散的总枢纽。福州**的总值，约占全省**总值的35%以上。在全国来说，福州也是一个重要的外贸港口。
清朝初年，统治者一度实行“海禁”，不准沿海人民到海外去，也不允许私人进行海外**。但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南京条约的签订，福州成为“五口通商”之一，关闭了两个多世纪的中国大门，被迫对外“开放”。从此，福州也就最先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影响，成了一个酝酿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温床。
“五口通商”以后，福州完全沦为以消费、娱乐为主的港口城市。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向福州港进口鸦片，并公开开设了许多鸦片烟馆。福州较大的洋行，如法国的合一洋行，日本的日兴昌洋行、福记洋行、三五公司等，都是以经营鸦片为主的外国商家。
当时的福州烟馆林立，以南台为最多，如坞尾卧云楼、上园巷紫云天、上杭街亦桃源、横街紫竹林、茶亭登云天等，在城内的则有津门楼仁记、按司前九如、虎节河沿隐庐等。至于小型烟馆，更不计其数。
和鸦片馆生意同样兴隆的，就是妓院和赌场。当时的妓院也是以台江为最多，主要集中在田垱、洲边、台江路一带。最著名的有田垱的鸿禧堂、新紫鸾、乐群芳、新玉记、艳红堂以及在洲边的宝秀堂，在河墘街的赛月堂，在太源衕的花亭里等，这些都是一等的妓院。
至于二等、三等、“半开门”等，则不胜枚举，无奇不有。而当时的赌场，一般都没有独立挂牌营业，多半是黑市经营，或附设在妓院、烟馆之中。
“五口通商”以后，随着经济的畸形发展，福州社会从表面上看，确实也出现了一度繁荣局面。酒楼菜馆林立，形成了一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消费城市。为了满足众多的官僚士绅、买办阶级等上流社会应酬的需要，福州的烹饪技术得以飞跃的发展，形成了具有福建特色的所谓“闽菜”体系。
闽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虽然源远流长，但是在“五口通商”以后才正式形成一个独立的菜系。作为闽菜菜系的发源地和首创者，就是至今还存在的福州“聚春园”酒家。
“聚春园”的前身叫“三友斋”，首创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地点位于现在福州“八一七”北路的贤南路口。“三友斋”生意十分兴隆，多数做达官贵人和富商巨贾的生意。后来由于经营不善，生意逐渐萧条，于是就由郑春发接办，将“三友斋”改名为“聚春园”。
郑春发长期担任按察司衙门的官厨，练就了一套高超的烹调手艺，特别注意菜肴“色、香、味、形”的研究，所以制作出来的菜肴，脍炙人口，被誉为“闽厨第一人”，因此成为闽菜体系的首创者。
四、“奴隶”、“猪仔”、“契约华工”
福州是主要侨乡，在历史上，福州出国的华侨为数不少。但在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以后，福州华侨出国的特点，多数就变成以“奴隶”、“猪仔”、“契约华工”的形式出国了。
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胁迫清廷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明文指出，英法两国可在中国招募劳力，使他们拐卖“苦力”的行径合法化。以后，更多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又采取利用中介人招收“契约华工”的策略，进行诱拐劳力。此之所谓“契约华工”，人们把他称之为“猪仔”，实质上已沦为变相的“奴隶”。
“五口通商”以后的福州，就是当时所谓“契约华工”的主要输出港口之一。法国商人魏池就是在法国驻福州领事高井和福州天主教会的协助之下，在福州马江(马尾)开设“下北顺”(又称“喇伯顺”)洋行，就在这个洋行里，集中了魏池在福州诱拐来的1500名华工。后来这里的福州华工，有1000名被送往马大嗄司嗄(马达加斯加)作“官工”，另外500名则被送到海裕呢翁(留尼旺)群岛作农工事。
③由于这批华工备受工头虐待，因而引起了福州群众要求营救华工回国的风潮。此后，魏池又以修滇越铁路及墨西哥招工的机会，又在福州大肆诱招华工。他还将首批招到的520人运到墨西哥南下圣罗萨利亚宝流铜矿公司做苦工。
注释：①《鸦片战争史**专集·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
②见《福州府志》、《闽侯县志》。
③《清外务档案汇编》(一)，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