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石头上的花瓣
散文的最大特点是冲淡平易。
的散文,多写周围的日常生活,他常写一些人人都看得见,感受得到的事或物。即使是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他也能以一个普通的见闻者、参与者的身份叙出。在他的作品中,他不故作高深地议论,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些精辟的警句也很少见得到。
叙事状物,写景,他都能做到朴素、自然。发表感想或看法,没有长篇大论,而是舒徐不迫地絮絮而谈。
关于事件本身的态度也是鲜明的、感情也是真挚的。但是,周作人却能冷静沉着,通过平实的文字,表达出深邃的悲愤。这就是周作人散文的冲淡平易之处,他使人读他的散文,一点不觉得艰难,甚至觉得有些浅显。
然而,正是这样,才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之中,在毫无戒备和疑问中,服服贴贴地接受他思想感情的影响。
周作人散文在冲淡平易之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特点,那就是其中充满了涩味。这也是周作人最自负的一点,他认为文章必须有简单味和涩味,这才耐读。周作人所说的简单味和涩味,用我们的话来说,其实也就是明朗和含蓄。
明朗和含蓄,似乎是对峙的艺术概念。然而,这种对峙并非绝对的、水火不容的。高明的艺术家往往在对峙中寻觅谐和,在相反中求得相成,周作人正是如此。
周作人说文章要有简单味和涩味才能耐读,就必须在文字上下功夫,而周作人自己正具备了极好的文字修养。
读周作人的散文,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幽默了。在短短的篇幅中,要叙述清楚一件事,只是平铺直叙、枯燥推理,是绝不能引起读者兴趣的。因此,幽默味就显得更加重要。
周作人的幽默是一种欣赏的微笑和反语的讥笑。周作人的这一种幽默,真正地做到了含蓄而不露。
周作人散文还有一个众所公认的特点,那就是富于知识性。当然,文学并不以传播知识为自己的主要职能,人们阅读文学作品,似乎也并不一定有意识地从中去寻觅知识。但是通过社会生活的形象化描绘,文学作品往往可以给人以各种各样的知识,周作人的散文就是这样。
在他的散文中,通过对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感的表现,上下古今,海阔天空,旁征博引,的确能给个人以天下国家、现实人生、风土人情、道德文明、文化艺术等方面极为广阔的知识。
周作人散文的**
2楼:匿名用户
不少人认为,周作人的散文艺术之所以难以企及,就在于他做到了平淡,平淡是散文艺术的极境。
首先,我觉得,周作人的散文并不是一味的平淡,平淡的印象,或许是源于他早期的一些名篇,如《乌篷船》、《喝茶》、《故乡的野菜》等,这些名篇太抢眼了,以至给读者造成了平淡的错觉。其实在周作人的散文中,似《乌篷船》这样从文字到思想感情都平淡的例子很少,除了早期这些以外,晚年的《木片集》里所收诸篇也可以说是平淡的散文。周作人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貌似平淡,其内在的思想感情却实是忧愤抑郁,即使是他后期被林语堂讥为“专抄古书,越抄越冷”的抄书体文章,也不能摆脱郁愤的底子,如果仅仅是把这些文章看作知识性小品,那就太遗憾了。
举个例子,比如《看云集》中的《草木虫鱼小引》,名为“草木虫鱼”,应该是很闲适平淡的了,可仔细一看却不是,几乎通篇都是在说反话,讥讽当时的言论没有自由。最后一句“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嘛”,愈是刻意宽解愈显出其无可宽解,貌似平淡实则沉痛,正是周作人惯有的笔法。有些人不熟悉周作人,往往把这些反话当正话读,
其次,周作人也自承写文章并不能做到平淡,在《自己的文章》里,他说:“平淡,这是我所最缺乏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而事实上绝没有能够做到一分毫,盖凡理想本来即其最缺乏而不能做到者也。
”这并不是刻意的自谦,而是实话,周作人心目中的平淡之境与他所做到的并不相同。在《药味集·序》里,他又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
”这里他已很明白地道出了自己文章内在的苦涩与不平淡。有意思的是,周作人自己似乎也视“平淡”为散文艺术的极境,舒芜认为周作人之所以大规模地否定自己,有近五十万字的文章不肯收入文集(这五十万字大部分是战斗性较强的文章),就是虚悬了一个极境而使自己陷入绝境的结果,这个观点很有道理。中国文人,能摆脱“极境意识”的,大概只有一个鲁迅,他否定永恒,渴望速朽,其中蕴涵的通脱深透的精神远非一般人所能理解,这也是鲁迅的难及之处,可怜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大骂鲁迅的“心胸狭窄”,看来,鲁迅终归是寂寞的。
再次,做到了平淡就一定好吗?未必。比如,《木片集》里的一些文章,的确平淡,但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思想上很放不开,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旁征博引了,语言也刻意地往通俗浅白的风格上靠,所以其艺术水平比之先前的《药味集》、《书房一角》反而大为下降。
我觉得,散文,即使单从审美的角度考虑,其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很多时候,思想也是一种美,深度也是一种美,而美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和深度?仅仅把握住一种抽象的气质,或平淡或沉郁,远远不够。周作人的散文之所以高于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等人,从大的方面说,主要有两点,一是如黄开发所说,在于其貌似的“平淡”与实质的“不能平淡”之间产生的艺术张力;二是文体与风格的复杂多变,早期、中期、晚期,各有一番天地,甚至同时期的文章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而林、梁诸人则都不免失之单一,先人**时所谓名家只有一种味道,而大家却是多种味道的杂糅,用到周作人这个散文大家身上很有道理,杜甫之高于其他诗人处,不也是“集大成”么。
另外,还有一些行文上的细节,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在境界上,与梁实秋的精巧、林语堂的轻滑,也有高下之别。
第二个问题则是有关文体。
黄开发在《人在旅途》里将周作人的散文划分成了三大类:情志体、抄书体、笔记体。其相对应的时期是早、中、晚期,解放后的《木片集》、《鲁迅的故家》、《知堂回想录》等不算进去。
情志体如《雨天的书》,抄书体如《夜读抄》,笔记体如《书房一角》,都有其代表性的集子。问题的关键是,从情志体,到抄书体,再到笔记体,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大部分人认为是倒退了,这是一般大众和学术界的非专业人士的看法,比如,一般的现代散文选本,都是只选周作人早期的文章,至多加一两篇中期的抄书体,晚期的笔记体就基本没有可能了。再如俞元桂的那本《中国现代散文史》中,称周作人后期文章“从思想情趣到文字作风都士大夫化了”,这是只看到了其外在的“旧”,而没有看到内在的融贯,可以说是一种很大的误读和歪曲。较内行点的倪墨炎(写过一本周作人的传记)也持这个观点,所以黄开发说他写的传记“作者与传主的精神世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疏离”。
只有小部分人坚持认为没有倒退,这些人多是周作人研究界的专家学者,如舒芜、钱理群、刘绪源、黄开发等。刘绪源在《解读周作人》中明确指出周作人的文章是中期胜于早期,晚期又胜于中期,他说:“《药味集》与《书房一角》,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可说是艺术上最为成熟的两本书了。
”我同意刘绪源的说法。我的观点也是如此:周作人的散文以笔记体为最佳,其次抄书体,再次情志体。
早期的情志体,或平淡清雅如《乌篷船》,或凌厉辛辣如《诅咒》,个性文采都比较显露,因此易于吸引读者,但总体说来略嫌浮躁;中期的抄书体就沉静老练多了,如《谈笔记》、《读**》、《五老小简》等,都是极好的文章,其所知所见既博,摘选引录便特别精到,文字风格自然熨贴,又有高明的思想见地穿插其间,这些都是一般作家所不能比拟的,如果说《乌篷船》的行文尚可学,《谈笔记》便真是不可学了,但也有缺点,那就是引述太多,篇幅过长,行文失之枝蔓,凝练含蓄不足;这些毛病到了晚期的笔记体中就都不见了,笔记体篇幅很短,一般只有三五百字,语言是浅近的文言,形式上接近古人的笔记,但从内涵上说,远非简单的古今新旧中外东西所能牢笼,往往是寥寥数语,就蕴藏着惊人的内涵,如《药味集》和《书房一角》中的某些文章,是真正做到了“枯涩苍老,炉火纯青”。
另外,我觉得特别应看到的一点是:笔记体和抄书体在散文文体创新上的重大意义。前面说了,不必问“怎么走才能通向最好”,从无路的地方寻出路来,才是大本事。
周作人就是这么一个寻路人,很多人写散文是用自己的语言说别人的话,他的抄书体却是用别人的语言说自己的话,至于笔记以之融贯古今、凝涩简朴,则更是前所未有的创格。
其实,大部分人之所以不能认可周作人中后期的散文,主要在于他们心中已形成一种或几种固定的套路——散文就该这么写,创新意识的缺乏使他们难以认识到周作人复杂多变的散文文体所暗示的——散文也能这么写。事实上,平淡也好,华丽也罢;情志也好,抄书也罢;长篇大论也好,短小精悍也罢,只要写得好,都行。中国历来散文最发达,因此在这方面传统的包袱也最重,难于创新,近年较有新意的散文形式不多见,“文化大散文”和“哲理散文”算是新近出现的,但一味追求“大”,不免流于空,哲理谈多了,也没什么意思,总体来说并不景气,所以,周作人那种在文学上不肯降心随俗的个性与巨大的创造力,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周作人的散文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地位?
3楼:庄墨显
周作人的散文继承了诗经、六朝和晚明文学的内蕴,充满着平淡如水、自然如风的语言色彩。其冲淡平和的散文风格展现出空灵的人生境界,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4楼:匿名用户
周作人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
冯至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在文化学术上颇多建树。他从上世纪20年代起,就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动的直接参与者,并且成就斐然,以诗集《昨日之歌》、《北游》享誉一时,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先生创作的《十四行集》更是在中国新诗的写作中开创新体,独步文坛,影响深远。
除创作外,冯至先生在中外文学上同样贡献卓越,他既精通中国古典文学,又精通欧洲文学,他对杜甫和歌德的研究成果《杜甫传》、《论歌德》在中国学术史上均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作为教育家,冯至先生恂恂儒雅,诲人不倦,造就和培养了一大批学有专功的外国文学、尤其是德语文学研究和翻译人才,同时,冯至先生一生为我国外国文学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对我国外国文学学科的发展和整体规划有筚路蓝缕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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