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昊悬天下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丰富，多姿多彩，良莠并存。
其中，虽然有受到一定的历史的、阶级的、社会的局限的道德旧识；但更有反映中华民族道德上的文明进步，体现全人类道德文明的具有长久思想价值的道德智慧。
1，源远流长的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始终贯穿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公忠”的道德精神。从《诗经》提出的“夙夜在公”，《书经·周官》提出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直到王夫之的“以身任天下”、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替众人服务”，都奔涌着“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国家、民族而献身的精神。也正是在重视整体精神的影响下，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
中华民族在自己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之所以能历经磨难，长兴不衰，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坚忍不拔的民族伟力，就在于我们民族有着这种“廓然大公”、爱国、爱民的崇高道德精神。
正由于这种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的根本道德价值取向,中国传统道德在个人与他人、社会、群体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强调“舍己从人”、“先人后己”、“舍己为群”。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把代表整体利益的“义”,放在代表个人利益的“利”之上，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义然后取”,主张“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尽管董仲舒和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辩”进行歪曲，主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但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在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应以义为重，以国家、民族之大义为先，牺牲个人的私利。
今天，要把相对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只有在全民族中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倡导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的繁荣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放在个人利益、个人享受之上，才能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只有发扬重视整体利益的道德精神，发挥道义的巨大力量，才能帮助人们克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斤斤计较个人私利、见利忘义，“一切向钱看”的倾向，自觉关心他人、集体、国家的利益，鼓励“先富”带“后富”，“先发展”带“后发展，走“共同富裕”的民族振兴之路。
2，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仁爱”思想，是一种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具有积极意义的重要道德精神。“仁爱”既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又是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智慧。孔子说，仁者“爱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做到“仁”,就应当做到“恭”、“宽”、“信”、“敏”、“惠”。我们知道，所谓道德即是要求人们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到他人与社会的利益。
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即是要求人们替别人着想，同情人，敬重人，相信人，关心人，帮助人，待人以诚，施人以惠。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道德精神。尽管在存在阶级对立的情况下，普遍的“人类之爱”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但是，人类的“仁爱”精神作为一种积极的、健康的道德信念，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积极作用。
“仁爱”精神是一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中国传统的“仁爱”，与“人对人是狼”、“他人是地狱”的西方利己主义思潮是根本对立的。它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互助、互爱，与人为友，与天地万物为友，和谐共处。
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经济竞争、贫富差距等等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因此，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发扬中国人传统的“仁爱”精神，倡导“仁者爱人”、“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道德，有益于创造现代生活需要的同情弱者、互助友爱、帮穷济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和谐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
3，中国传统道德历来十分重视人伦关系的道德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应有道德义务.《尚书》提出“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礼记·礼运》主张“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些都从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伦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传统人伦关系中维护封建等级关系的糟粕无疑应当予以批判和剔除，但其中包含的有益因素，只要能赋予符合时代要求的崭新涵义，对于改善当今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的人伦思想强调个人在不同的关系中应当遵守相应的道德义务。儒家特别重视家庭伦理关系的和谐有序。对长辈的“孝”即尊敬、善待，对下辈的“悌”即关心、爱护，被认为是一切道德的根本。
不仅如此，儒家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但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还要敬重其他的老人；不但要悌爱自己的幼小之辈，而且还要关怀其他人的幼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这是十分崇高的人伦精神。在现代家庭与社会、人伦关系中，我们应当大力倡导敬老爱幼、孝敬父母、夫妇有情、朋友有信等美德，使中国人传统道德中一切有价值的人伦道德精神在新时代得以发扬。
4，中国传统道德中有一种非常可贵的道德精神,那就是主张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情况下，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和爱国爱民、无私奉献、舍生取义的“君子”作为一切有道德进取心的人们心目中的理想道德人格。不论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执著道德精神，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尚道德理想，其核心思想，都是要求人们超越个人的私利、私欲,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正义事业作为个人行为的最高准绳。《易传》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提出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孟子提出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膝文公下》），历来为仁人志士所推崇。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这种鼓励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向往理想道德人格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有些人视道德精神为草芥，私心膨胀，物欲横流，在“一切向钱看”的歪风中成为利欲熏心、丧失人格、国格的势利小人。理想道德人格是国民道德精神的一面镜子。
一个国家的民众的普遍道德精神面貌，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今天和明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正呼唤我们在继承中国传统道德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提高民众的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境界，重新确立新型的具有现代思想特征的理想道德人格。
《中国传统道德的影响》，急要，速答，不要网上的，400字
2楼：邵长华武学院
中华道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在历史长河中所凝聚成的许多优秀
思想和精神，不仅在古代曾经哺育了无数英雄豪杰和仁人志士，为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
中华文明素称礼仪文明，中华道德与中华文明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一方面造就了中华道德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中华道德的历史复杂性。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承认中华道德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受封建**制度的制约，具有许多片面性和局限性，比如“三纲”之说、“三从”之论等等。但同时我们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千万不能因为中华道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许多片面性和局限性，而一味地否定甚至放弃中华道德。
这是因为，其一，任何一个民族道德的更新发展都不可能割断本民族的道德历史，其二，中华道德虽有片面性和局限性，但是更有支撑起民族正气和脊梁的优秀思想和精神。所以笔者以为，一味地否定甚至放弃中华道德，我们这个民族当代道德的发展必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上讲，撇开中华道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梳理其优秀传统就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肯定人的价值，注重人格的尊严。孔子说，天地之行人为贵，就是说在天地之间人的生命是最为宝贵的，人是最有价值的。孟子则进一步指出，因为人人都有良知，所以也就都有自己的内在价值。
这个内在价值不是别人给予的，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内在价值的内容就是人的道德意识。正因为人有道德意识，人与禽兽就区别开来了，人就具备了独特的内在价值，人也就有了做人的尊严。孟子有两句名言，一是“所欲有甚于生者”[1](p475)，意指我所要求的有比生命更宝贵的，这就是人格尊严；二是“所恶有甚于死者”[1](p475)，意指我所厌恶的有比死亡还更厉害的，这就是丧失人格。
这两句话正是肯定人的价值和注重人格尊严的表现。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人格尊严的注重，是中华道德优秀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在这一优秀传统的熏陶下，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道德心理结构和行为模式。
这就是一方面强调要把自己当人来看，要学会自爱自尊自重，完善个人的道德修养，从而开发人的价值，赢得做人的尊严；另一方面也要时时刻刻注意把别人当人看，要做到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也就是要尊重别人的人格尊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道德传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点，是中华道德的一个基本特色。
第二，强调为民族、为国家的整体主义理念。所谓整体，就是民族和国家；所谓整体主义，就是强调个人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民族和国家。正因为中华道德强调整体主义理念，就形成了顾全大局、乐于奉献、公而忘私、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的特有的民族精神。
历代传颂的“国耳忘家，公而忘私”[2](p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3]、“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4](p105)等至理名言，就是对这一民族精神的生动展示。正是在中华道德整体主义的优秀传统的熏陶下，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顾全大局、乐于奉献的仁人志士，从而使得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虽历经无数次内忧和外患，但始终能够一次次获得新生，走向充满希望的康庄大道。
第三，强调以义为上，重视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即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以及私利与公利的关系。中华道德从来就不简单地否定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据《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
‘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据朱熹的解释，之所以要“富之”，乃因为“庶而不富，**生不遂”。[1](p208-209)中华道德一方面不简单地否定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感到，如果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全然不受任何约束和引导，那势必会造成现实的利益关系的恶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道德提出了以义为上的重要思想。
孟子的一段话充分反映了这一主张：“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p475)以义为上的思想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基本要义：其一，利必须要受义的制约。
追求物质生活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p138)，因此必须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其二，求利要符合义的规范。为什么求利要符合义的规范呢？
这是因为追求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满足是人人都有的欲望，欲固不可禁，但假若人人各顺其欲，现实的利益关系势必恶化，所以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1](p98)亦即要求人们在求利的过程中要符合义的规范，这样才能人人各得其利。其三，反对一味追求私利，提倡将求利的欲望升华到谋民利、国利、天下利的高度。正因为中华道德强调以义为上，因而形成了中华民族见利思义的优秀品质，在经济生活中讲道德，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基本道德规范，这就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活动的伦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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