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匿名用户
苏轼的儒释道三教思想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打饼祭佛 苏东坡和黄庭坚住在金山寺中。有一天，他们打面饼吃。二人商量好，这次打饼，不告诉寺中的佛印。
过了一会儿，饼熟了，两人算过数目，先把饼献到观音菩萨座前，殷勤下拜，祷告一番。不料佛印预先已藏在神帐中，趁二人下跪祷告时，伸手偷了两块饼。苏轼拜完之后，起身一看，少了两块饼，便又跪下祷告说：
“观音菩萨如此神通，吃了两块饼，为何不出来见面？” 佛印在帐中答道： “我如果有面，就与你们合伙做几块吃吃，岂敢空来打扰？
”吟诗赏月 苏东坡在杭州，喜欢与西湖寺僧交朋友。他和金山寺佛印和尚最要好，两人饮酒吟诗之余，还常常开玩笑。 佛印和尚好吃，每逢苏东坡宴会请客，他总是不请自来。
有一天晚上，苏东坡邀请黄庭坚去游西湖，船上备了许多酒菜。游船离岸，苏东坡笑著对黄庭坚说: “佛印每次聚会都要赶到，今晚我们乘船到湖中去喝酒吟诗，玩个痛快，他无论如何也来不了啦。
”谁知佛印和尚早打听到苏东坡要与黄庭坚游湖，就预先在他俩没有上船的时候，躲在船舱板底下藏了起来。 明月当空，凉风送爽，荷香满湖，游船慢慢地来到西湖三塔，苏东坡把著酒杯，拈著胡须，高兴地对黄庭坚说:“今天没有佛印，我们倒也清静，先来个行酒令，前两句要用即景，后两句要用‘哉’字结尾。
”黄庭坚说:“好吧！”苏东坡先说：
“浮云拨开，明月出来， 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黄庭坚望著满湖荷花，接著说道：
“莲萍拨开，游鱼出来，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这时候，佛印在船舱板底下早已忍不住了，一听黄庭坚说罢，就把船舱板推开，爬了出来，说道：
“船板拨开，佛印出来， 憋煞人哉！憋煞人哉！ ”苏东坡和黄庭坚，看见船板底下突然爬出一个人来，吓了一大跳，仔细一 看，原来是佛印，又听他说出这样的四句诗，禁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
苏东坡拉著着佛印就坐，说道：“你藏得好，对得也妙，今天到底又被你吃上了！”于是，三人赏月游湖，谈笑风生。
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在苏轼的作品中是如何体现的
2楼：匿名用户
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
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琲牾。
再加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佑，更受摧折于绍圣。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江城子 老夫聊发少年狂》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是在他被贬做某地太守的时候写的。
写了他想忠君报国投身沙场建功立业的意愿。
里面的，“西北望，射天狼。”
天狼星在古代是表示了兵祸，外敌，这句话就是说他想上战场打击外敌，为国立功。 《庐山烟雨》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注释]：
（1）庐山烟雨浙江潮：浙江潮，即指钱塘江潮汐。「庐山烟雨浙江潮」此句诗意是：庐山美丽神秘的烟雨，钱塘江宏伟壮观的潮汐，很值得去观赏一番。
（2）未到千般恨不消：恨，遗憾。此句诗意是：无缘去观赏庐山的烟雨和钱塘江的潮汐，是会遗憾终身的。
（3）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由《五灯会元》卷17所载青原惟信禅诗的一段著名语录演化而成。语录的原句是：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大众，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有人缁素得出，许汝亲见老僧」。
这“三般见解”，指得是禅悟的三个阶段，也即是入禅的三种境界。东坡此诗，正用此意。
[赏析]：
禅在於悟，在於用心去体会，心有所动而至感悟。此诗就说明诗人观物悟禅的过程以及禅悟后的空寂旷达的心境。
庐山的烟雨，钱塘江的潮汐，是那样美丽壮观，令人心醉神迷，倾心向往，如果不去观赏一番，真是令人遗憾终生。去观赏了，看到的是庐山的蒙蒙烟雨，钱塘江纷纷滔滔，了无穷尽的潮汐。初看之时，看到的是蒙蒙烟雨，滔滔潮汐的物象。
当你“到得还来别无事”，超越物相，而观物感悟，进入禅的境界后，那物相已不是原来的物相了，而成了佛的世界，禅的意境了。虽然庐山还是照样的烟雨蒙蒙，钱塘江潮汐还是照样的宏伟壮观，但那已不是悟前的庐山烟雨，钱塘江的潮汐，这烟雨，这潮汐，就是佛，就是禅了。这种禅悟，也就是对自然现象即悟即真，若有若无的感悟。
这种感悟，因人不同而有差异。可以渐悟，也可以顿悟。
释迦苦修六年，某日夜睹明星而产生思想上的飞跃，豁然开悟，入於禅境。前者是渐悟，后者是顿悟。
3楼：匿名用户
苏轼号东坡居士，她的诗词体现的更多的应该是道教思想
4楼：匿名用户
唐以后 名人达士自称居士 体现出佛教的盛行和人们对佛学的向心 苏轼受儒释道三教思想影响都很深 不过 在他的作品中更多体现为儒道思想 佛教思想仅是他平日与人交往时体现 如苏轼好友佛印.........
5楼：匿名用户
早期的苏东坡比较侧重于儒家思想，后期比较侧重佛家，前后赤壁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您可以参考：
http://zhidao.baidu.***/question/109390696.html?fr=ala0
6楼：伊乔司元柳
去问一中高二的，一般都知道
7楼：聂雅戴忆之
苏东波是一个爱好佛学的儒家学者，但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并不透彻，因此才会被“佛印”禅师揶揄他“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
有人说苏轼思想体系中兼有儒道佛三种体系,为什么
8楼：三国之长空
苏轼一生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融会贯通儒释道三家思想，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人生境界。他先从儒家入手，后感兴趣于道家，最后以佛家思想超越贯通，终于得以博辩无碍、浩然无涯。从某种意义上讲，苏轼思想体系的形成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发展的一个缩影。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
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中国文化对佛家的吸收，是有其深刻原因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道诸家，其思想是从“仁”、“道”等极具形而上意味的概念发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在于：
从内心自性体悟形而上的道。近代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曾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于“发明自心之义理”，并说：
“须知教相多门，各有分齐，语其宗极，唯是一心。从上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马一浮《尔雅台答问》卷一《答张君》）在这一根本观点上，熊十力、梁漱溟等大家与他也是一致的（蔡惠明《马一浮居士的佛教因缘》，《法音》杂志1988年第1期）。
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对形而上本体的是有特别追求的，同样，中国古典艺术对形上境界的也有着特别的兴趣。 与儒、道诸家相比，佛家对形而上本体的阐发和认识更为精深细密。佛法的“实相论”是对形而上本体的描述，而“解脱论”则是认识体悟形而上本体的方法。
对于对形而上本体有着特别追求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佛家思想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李泽厚先生在《华夏美学》中讲：“佛学禅宗的化出的确加强了中国文化的形上性格。
”在二者互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文化着重吸收了佛家有关形而上本体的精髓，佛家思想则广泛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一切，包括中国古典艺术。
艺术的终极追求是表现形上本体的意境，而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独特范畴，就如宗白华先生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指出的：意境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中心也最具世界贡献的一方面”。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的代表，中国古典文学特别善于“澄怀观道”，在超脱的襟怀里体味最高心灵和宇宙境界，表达出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渊深灵境。
文学以意境表达美，而美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佛家要求人“明心见性”，其领悟的自性本体，正是最深层次“人的本质力量”。佛学力求发掘“人的本质力量”，文学则力求表达“人的本质力量”，两者手段和目的都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一致性，使佛家思想全面地影响了文学。作为一种精研形而上自性本体、追求“人的本质力量”的思想体系，佛家以其浩瀚的文献向文学提供了新的素材；以其“解脱论”的诸多法门向文学提供了新的手法，更以其“实相论”影响了文学的主题和意境。佛家思想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这种全方位影响，通过对苏轼文学的分析，较好地得到了体现。
研究苏轼思想的意义和目的有哪些
9楼：儒雅的凝眸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是以历代思想家对社会“治乱兴衰”的思考和实践为主要内容。苏轼所处的北宋时期，一方面士人面对战争之后社会生产生活百废待兴的局面，以救弊兴图为己任，纷纷提出各自的社会改革方案；另一方面由于“祖宗家法”和“儒学复兴”的浪潮，文人社会地位提高，激发了其登上政治舞台的从政热情，形成了士大夫与君王“共定国是”的格局。苏轼的社会思想源于对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以引佛道入儒和对性情论、道德风俗的论述为理论基础，从君臣观、礼制、刑法、宗教以及经济思想与社会秩序稳定等方面提出了以儒家的仁爱**和等级社会秩序为基础而又超越经典的理想社会模式。
苏轼的社会思想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受传统儒家君臣观念的影响，苏轼认为只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才可以发挥统治阶级社会道德典范的作用。而在社会控制方面，苏轼不但受传统儒家“德主刑辅”思想的影响而主张推崇礼治、兼用法治，将社会软控制与硬控制手段相结合，而且他还善于利用民众对宗教的敬畏以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此外，苏轼受传统儒家“民有恒产，方有恒心”的影响，认为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关键就是使人民安居乐业，因而对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水利工程和赈济灾伤等民生问题的解决给予了高度重视。 苏轼的社会思想具有综合性强、以礼为本和注重民生的特点。苏轼虽然将儒释道三教思想从学术上相互融合，并且肯定了佛道思想在平衡个人心理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作用，但其社会思想依然是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主体，以德为本、以礼为教。
此外，苏轼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始终贯穿于他的社会思想当中。苏轼的社会思想较同时代士人，因为对儒释道思想的兼容并包而更加具有现实性。因而他提出的理想社会模式为士人提供了一个更大的选择空间：
既可在积极入世之时追求圣人的兼济天下之道，尽职尽责；又可在挫折之时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以达到内心的平衡。这种理想社会模式，不仅有利于调节士人在不同境遇时的内心状态，更加有利于社会整体的自我调整，以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总而言之，苏轼的社会思想因更加注重现实，不仅对北宋社会秩序的重建和社会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当代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