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匿名用户
德国著名电影理论家西泽弗雷德·克拉考尔将电影德本质属性界定为：物质的复原。（复原在**教的教义中是救赎重生的意思，类似佛教中的涅磐）。
纪录片涉及的是真实的人物，地点，事件。将真实拍成影片，就不可避免地改变真实，（真实本身是你不可能原封不动地被搬演的）必须加以选择并赋予它某种形态。本质上，记录片制作者和叙事电影制作者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真实性的程度。
正因为电影的物质基础是真实的投射，对媒介才能够像描述真实一样来描述幻想和神话，没有一部电影“真实”只扮演“被纪录的角色”，世界被展现在胶片上时，真实就已经被转化，被打上幻想和升华的烙印。
弗拉哈迪（纪录片之父）的《北方的那努克》一片开创了纪录片，非叙事电影的先河。
对《北方的纳努克》的分析
2楼：匿名用户
首先，《北方的纳努克》体现出罗伯特·弗拉哈迪的浓厚的“边缘文化情结”。萨杜尔便称弗拉哈迪是“电影方面的卢梭。”
弗拉哈迪并不是第一个拍摄爱斯基摩人的导演。但是，以往大白人种族主义者在拍摄边缘民族时，往往是以倨傲的目光俯瞰殖民地的奇风异俗和美妙风光，是一种猎奇和把玩的心态。弗拉哈迪却在《北方的纳努克》中注入了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文关怀。
弗拉哈迪与爱斯基摩人情感相通，对他们质朴自然的生活方式持一种极欣赏的态度，对爱斯基摩人与艰难的生存环境搏斗所体现出的坚韧的生命力赞叹不已。他就像一个带着摄影机的“行吟诗人”，在边缘民族区域流连往返，为古老文化的行将消逝深深叹息。正是由于这种理解与崇敬的态度，使《北方的纳努克》远远地超越了过去和后来所有以猎奇或审视的态度拍成的同类影片。
《北方的纳努克》打动观众在于人在残酷环境中顽强生存的伟大主题。这是弗拉哈迪一向乐于表现的，这个主题是通过纳努克这个理想化的人物体现出来的。
纳努克是爱斯基摩的著名猎手。他身上体现出弗拉哈迪的浪漫理想。当时，商业文明侵入未开化的少数民族地区，已非常普遍。
弗拉哈迪为此感到心痛、震惊与自责，尤其是当他逐渐认识到作为探险家和勘测者来到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区域，他的所作所为正在使他所景仰的文化、他认为美的东西慢慢消逝，自已也是破坏边缘文化的一分子时。
面对这个现实，弗拉哈迪的作法是，避开产业文明入侵这一问题，把现代文明的所有丑恶都从他的镜头里剔除掉。于是，现代文明与人的矛盾都被弗拉哈迪一概回避。弗拉哈迪影片中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实际早已逝去。
纳努克被弗拉哈迪打造成一个未受文明沾染的“纯洁的野蛮人”。除了凶恶的大自然外，纳努克再没有别的敌人。他和家人的生活成为弗拉哈迪浪漫的想象。
第二，弗拉哈迪首创了“交友式”的纪录方法。
在拍摄《北方的纳努克》的过程中，弗拉哈迪为了挖掘生活，把握和有效地组织材料，三度深入实地，和拍摄对象朝夕相处，等待“故事”逐渐成型。弗拉哈迪改变以往“旅行片”拍摄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工作方法，第一次把游移的镜头从风俗猎奇转为长期跟踪一个爱斯基摩人的家庭，表现他们的尊严与智慧，关注人物的情感和命运，并且尊重他们的文化传统。这种选择一个具体的拍摄对象——把镜头对准一个爱斯基摩人和他的家庭的纪录方法，可概括为“三个一”：
一个主人公、一条主线、一个主题。这种拍摄模式直到今天仍为纪录片工作者所尊奉。
在雷维尼翁公司驻当地代表的帮助下，弗拉哈迪找到了纳努克作为拍摄对象。在弗拉哈迪的影响下，纳努克热爱上了电影。他不仅积极配合弗拉哈迪拍摄，而且给弗拉哈迪出了不少主意。
作为向导，纳努克不仅把弗拉哈迪带进了一个个爱斯基摩人的生活现场，同时也带他进入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传统。在拍摄程中，弗拉哈迪与爱斯基摩人朝夕相处，打成一片。弗拉哈迪开创的纪录方法就是：
把拍摄活动和现实的人与人的交往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种与被拍摄者长期共处，籍以掌握其真实面貌的拍摄方式，长期以来为纪录片作者所采用。一直到今天，如何与拍摄对象沟通仍是每个纪录片工作者在拍摄现场不得不面对的最基本的命题之一。
第三，影片体现了弗拉哈迪的真实观，那就是创造性地纪录现实。
弗拉哈迪拍摄《北方的纳努克》，对现实生活的态度不是科学的精确纪录，而是对现实生活充满诗意的再创造。弗拉哈迪对现实是持积极参与的态度的。因此，弗拉哈迪是浪漫的诗人而非科学家。
他需要的是摄影机前的真实，是拍摄结果的真实。这是弗拉哈迪的真实观。比如他曾对纳努克说，如果拍摄捕猎海象，“在影响拍摄的时候，你和你手下的人可要放弃猎物。
你要知道，我要得是你捕海象的镜头，而不是它的肉。”
又如片中爱斯基摩人居住的房子冰屋（伊格鲁）纯粹是为了拍片才搭建的。冰屋通常大约为12英尺宽，弗拉哈迪需要的却是25英尺。纳努克没造过这么大的冰屋，花了几天时间实验才终于建成。
冰屋是黑的，纳努克用冰做窗户，还借用太阳的反光照明，这是爱斯基摩人在生活中的创造。冰屋在拍摄时被迫削去一半，因为没有照明，拍摄只能在露天状态下进行，纳努克一家在冰天雪地的刺骨寒风里表演起床。结果要真实，为了真实不惜搬演，这是弗拉哈迪的信条。
此外，还有一个传说：据说那个著名的猎取海豹的场面里，纳努克从冰洞里拖出的海豹其实已经死了多日。整个场面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其实，在弗拉哈迪拍摄《北方的纳努克》的年代，当地的爱斯基摩人捕海象已经不用鱼叉，而是用步枪。为了拍到更为原始的场景，纳努克才用他爸爸的方式猎捕海象。弗拉哈迪在后来的《摩阿拿》、《亚兰岛人》和《路易斯安娜州的故事》等影片中一再重复这种拍摄方式，让人们用父亲或祖父的方式表演生活。
有人据此斥责弗拉哈迪“做假”。弗拉哈迪却认为在艺术创作中，创作者的行为方式是积极主动，而不是客观冷静。这就要求把非虚构的生活场景同想象和诗意完美结合。
摄影机前的生活只有合理干预才是更真实、更合理的。这种思想观念对后来的纪录片创作影响深远。
第四，弗拉哈迪借鉴了当时故事片的叙事技巧，为后来的纪录片奠定了讲故事的传统。
弗拉哈迪的年代，正值故事电影崛起，电影的叙事艺术日臻成熟。人们发现：在电影的叙事中，可以通过诸如机位的调度、角度和景别的种种变化，尤其是通过剪辑，可以自如地改变观众的视点，在叙述过程中从容地实现时间空间的转换，从而有效地组织情节，使得叙事的线索变得更加清晰、紧凑，结构上更加匀称。
在《北方的纳努克》中，弗拉哈迪吸收了故事片的叙事技巧（剪辑、角度、距离等），创造性地运用到（既非作家、导演创作，也非演员表演的题材）真实场景中的纪录片中，使纪实影片主题描述的原始状态，有力地传达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勃勃的生命力。观众看到的不再仅仅是一堆七拼八凑地连接在一起的新闻素材，而是一部被有机地结构起来的完整影片。
《北方的纳努克》在结构上分成三大段落：（1）天暖时期，人们补修原始的工具。（2）寒冷天气中人们面临的艰辛生活。
（3）大风雪。其中影片的主干部分都是与寻找食物有关，大如猎海象、海豹；小如钓鱼、捕兔纳努克教儿子射箭的细节（淳朴动人，祖辈传统在劳动的间歇传递，简单的动作传达出父子亲情）。仿照好莱坞故事电影高潮/噱头/兴奋点的设计，弗拉哈迪别致地安排高潮点和兴趣点，令观众在欣赏影片的过程中，随时都会有“有所发现”的喜悦。
正是这种结构方式，使《北方的纳努克》避免了拖沓冗长的“照相式”纪录。弗拉哈迪的这种创造，令我们联想到现在纪录片界提出的“纪录片向故事片靠拢，故事片向纪录片靠拢”的观点。影片的文字语言——字幕的运用也非常巧妙。
同当时的故事片一样，《北方的纳努克》运用字幕来说明背景，交待环境，连接情节的发展。其作用等同于电影声音诞生之后的解说词。但是，弗拉哈迪的字幕说明措辞巧妙，文字简洁，从不说多余的话。
在造“冰屋”的段落里，巧妙运用“且慢，还有一件事”字幕，引起观众的心理期待。
《北方纳努克》不仅是弗拉哈迪一年零四个月拍摄的成果。正如埃立克·巴尔诺所说：也是弗拉哈迪和爱斯基摩人水**融的产物，是弗拉哈迪对未开化民族文化的仰慕，对这种宝贵文化即将消亡的惋惜，对西方文明进入未开化地区的迷惑，乃至对自身行为的困惑等等情绪结晶而成。
也是弗拉哈迪三次北极探险的结晶，所以它会影响那么大。它不仅开创了用影像记录社会的人类学纪录片类型，也为记录电影提供了一种至今仍在使用的拍摄模式。《北方纳努克》是世界记录电影史光辉的起点。
1964年，在曼海姆电影节上，《北方的纳努克》在世界优秀纪录片评比中名列前茅。
《北方的纳努克》为什么会标志着纪录片进入全新的阶段
3楼：我不懂
一部《北方的纳努克》让罗伯特·弗拉哈迪成为了纪录片创始人，并且被尊为“影像人类学”创始人。《北方的纳努克》（1916年）被国际影视界公认为第一部完整意义的纪录片而蜚声国际影坛，它体现的的美学取向和手法、技巧，对纪录片艺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纪录片有什么优点？
4楼：缓缓夜笙歌
真实。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的，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纪录片的核心为真实。
相关流派
纪录片一词是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最早称呼出来的，他是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的**。然而他并没有给予纪录片一个完美的定义，究竟什么样的作品能算是纪录片，围绕这个问题，众多名家都产生过分歧。
纪录片美学观的奠基者：维尔托夫、弗拉哈迪。其中维尔托夫开创了“电影眼睛派”，提倡镜头如同人眼一样“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反对人为的扮演，甚至反对带有表演的影片（故事片）。
而弗拉哈迪的开山之作《北方的纳努克》却是由纳努克“真实”扮演而成，最后由现代文明重返原始生活的纳
努克甚至因为缺乏过冬食物而死。同为纪录片的先驱，他们的风格却迥异，这也成为日后纪录片流派纷争的源头。
50年代的纪录电影运动：五十年代末开始的纪录电影创作潮流实际上由两大纪录电影运动组成，他们分别是法国导演让·卢什（《夏日纪事》 1961年）为代表的“真实电影”运动以及由美国梅索斯兄弟（《推销员》 1969年）代表的“直接电影”运动。
真实电影为参与式电影，允许导演介入到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煽动其中一些剧情的发展。直接电影为观察式电影，力求避免干涉事件的过程，要求导演采取严格的客观立场，以免破坏对象的自然倾向。
扩展资料
依照美国学者比尔·尼克尔斯的观点，纪录片可以分为如下六种类型：
诗意型纪录片（poetic documentary）
诗意纪录片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代表作为伊文思（jorisivens）的《雨》（rain）。这种类型的纪录片不强调叙事，不注重特定时空的营造，不强调连贯剪辑。
它着力于节奏的创造，不同空间的并置，目的在于情绪、情调的传达。
阐释型纪录片（expository documentary）
阐述型纪录片也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在1990年代“新纪录运动”（这个概念是否成立或许依然存疑）之前的纪录片多属此类。这种纪录片宣传意图明确，创造者倚重解说词的力量说服观众接受自己的观点。
形式上的典型特征是“上帝之声”（voice-of-god）、证据剪辑、全知视点等。
观察型纪录片（observational documentary）
观察型纪录片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其技术基础在于便携式摄影机和磁带摄像机的出现。这种纪录片放弃解说，放弃扮演，纪录片导演成了“墙壁上的苍蝇”（fly on the wall）。
近年来中国出现很多这种类型的纪录片，如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康健宁的《阴阳》等。这种纪录片长于现实世界的表达，但对于历史题材却难以处理。由于放弃了解说、字幕，影像的表达很容易流于冗长而沉闷。
参与型纪录片（participatory documentary）
参与型纪录片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代表作品是让鲁什（jean rouch）和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的《夏日纪事》（chronicle of summer）。这种类型的纪录片不掩盖导演的在场，相反，刻意强调导演与被拍摄对象的互动。
标志着中国纪录片创作迈入新阶段的作品《望长城》即有此特点。
反射型纪录片（reflexive documentary）
反射型纪录片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代表作是《姓越名南》（surname viet given name nam）。这种类型的纪录片的显著特征在于对纪录片呈现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反思。
和其他类型纪录片一样，反射型纪录片重视对现实世界的表达，但更为重要的是，导演在片中同时表达对纪录片创作本身的反思。这种影片往往显得更为抽象，难以理解。对于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者和观众来说，这种类型的纪录片还是陌生的。
表述行为型纪录片（performative）
表述行为型纪录片把真实的事件进行主观的放大，背离现实主义的风格。强调创作者主观的表述。代表作如马龙里格斯（marlon roggs）的《舌头不打结》(tongues untied)。
这种类型的纪录片往往与先锋电影（avant-garde）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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