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匿名用户
北京人“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就是对他们这样能“忍”的文化根性的最好注解。“北京人，真有你的!
”表现了作者对北京人这样的个性的调侃，既有佩服也有嘲讽的意味。
急《胡同文化》原文
2楼：子辞震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
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
”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赚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
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
胡同原是蒙古语，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
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惜薪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胡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吧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吧。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
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
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像其形状的。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
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义，如大绿纱帽胡同。 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布胡同、铁狮子胡同。
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
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 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
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
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
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
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
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 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
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婚丧嫁娶，都得“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
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代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
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
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库、王(土序)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
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查不出来。
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 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
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北京是民主运动的策源地，“**”以来，常有****。北京人管****叫做“闹学生”。
学生示威游行，叫做“过学生”。与他们无关。 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已、逆来顺受。
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 我的**《八月骄阳》里写到“*****”，有这样一段对话： “还有个章法没有？
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面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 我们楼里有个小伙子，为一点事，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一个嘴巴。
我们都很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呢！我跟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他们是“搬迁户”，原来是住在胡同里的）说，大家应该主持正义，让小伙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这二位同志说：“叫他认错？
门儿也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
”“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 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
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柱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
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 看看这些胡同的**，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 再见吧，胡同。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五日（完）
关于高中语文课文——《故都的秋》、《胡同文化》的几个疑问。。。求解。。。
3楼：小羽
首先不得不佩服“mr_mr_real ”童鞋思考得好深入，对历史也有了解。
1、《故都的秋》的写作背景：1927年4月12日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年4月12日直至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为止的这段时间被称为白色恐怖时期）郁达夫为躲避国民党的恐怖威胁，1933年4月，他由上海迁居到杭州。
1934年7月，郁达夫从杭州经青岛去北平(今北京)，再次饱尝了故都的"秋味"，并写下该文。
《故都的秋》全文描写北国之秋的"清" "静"和"悲凉"，也处处渗透着郁达夫消极与积极情绪在纠结与斗争的痕迹。
1930年开始，“青天白日满地红”就已经成为中华**国旗歌。
分析：1927年发生四·一二政变 ，而《故都的秋》写于1934年7月，并且郁达夫是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这个团体的在当时影响极大，但却在1929年2月，被国民党**封闭）考虑国民党的疯狂行为和郁达夫在文章中所透露出的“悲凉之情”，但郁达夫又不能直接抒发自己的不满，所以《故都的秋》有极大可能暗示了作者对于国民党的不满。
2、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和郁达夫在9月17日被杀其中应该没有太大关联。（郁达夫是在苏门答腊失踪，推测是为日本宪兵所杀害，但并不确定）
分析：日本主张霸道主义，投降也只是迫于形势，虽然中国抗日胜利，但付出的代价也很大，一切都亟待发展，中国主张和平，坚持不杀害投降的日本军人，而日本宪兵对投降感到耻辱和愤怒，杀害郁达夫也不足为奇，但应该不是一场人为的阴谋，从已知的历史材料中只能说是有极大概率为日本宪兵所杀害。
3、《胡同文化》中作者提及他的**时上下衔接段落如下：
①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已、逆来顺受。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
②我的**《八月骄阳》里写到"*****"，有这样一段对话:
（"还有个章法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面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③我们楼里有个小伙子，为一点事，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一个嘴巴。我们都很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呢!我跟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他们是"搬迁户"，原来是住在胡同里的)说，大家应该主持正义，让小伙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这二位同志说:
"叫他认错?门儿也没有!忍着吧!
--'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
备注：作者是江苏高邮人，但他长期生活在北京，对北京的掌故，对北京人的思想行为了如指掌，这三段都既是在写北京人隐忍的性格，也是作者性格的体现（文段最后可以知道作者对这种性格是赞赏的）
解析：作者汪曾祺生平遇到诸多大事（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晚年写《胡同文化》是他对传统文化深厚的感情的体现，也是他隐忍性格的体现。（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
**中提及“*****”，正是截取了作者在诸多大事中的一个缩影，提及他的**，表面上是为了写“北京人的隐忍”提供材料，实际上也是作者对这种性格是赞赏和对自身隐忍的坚持肯定。
4、“豆腐”方正的形状是北京的外型特性，而豆腐易碎，也暗指胡同文化日趋没落的结果。
文章结尾如下：看看这些胡同的**，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
5、《胡同文化》中作者之所以要列举那么多胡同的名字，一方面是让读者了解“什么是胡同”，借此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胡同的文化（同时也让读者了解作者对北京胡同文化的喜爱和因胡同文化没落的无奈）；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对胡同文化不舍和依恋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