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落叶归根的凄惨
（1）约束诱导型金融创新理论上研究金融创新原因的理论之一，是由西尔柏主要从供给角度提出的理论。西尔柏研究金融创新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积极创新这个表象开始的，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抑而采取的“自卫”行为。
（2）西尔柏认为，金融压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内部强加的压制。金融企业采取了一系列资产负债管理制度，保障资产具有流动性的同时还有一定的偿还率，以避免经营风险，保证资产的安全。
但这些规章制度，一方面虽然确保了金融企业的经营稳定，但另一方面却形成了内部的金融压抑。二是**的控制管理。这种因外部条件变化而导致的金融创新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外部条件变化而产生金融压制，使金融机构的效率降低。金融机构必须努力通过创新提高效率来弥补这部分损失；另一种情况是金融压制使得金融组织所付出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创新是对金融压制的反应，其代价与压制所造成的机会成本增长是一致的。
因此，金融机构通过逃避压制来尽量降低其机会成本增加所带来的损失。
金融创新的理论有哪些
2楼：大卫康斯坦丁
金融创新的理论基础
（一）西尔柏的约束诱导型金融创新理论
1．西尔柏（w.l.silber）主要是从供给角度来探索金融创新。
西尔柏研究金融创新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创新最积极这个表象开始的，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
2．西尔柏认为，金融压制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的控制管理。其二是内部强加的压制。
（二）凯恩的规避型金融创新理论
1．凯恩（e.j.kane）提出了“规避”的金融创新理论。
所谓“规避”就是指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实行回避。“规避创新”则是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管理的行为。它意味着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
2．“规避”理论非常重视外部环境对金融创新的影响。从“规避”本身来说，也许能够说明它是一些金融创新行为的源泉，但是“规避”理论似乎太绝对和抽象化地把规避和创新逻辑地联系在一起，而排除了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制度因素的推动力。
（三）希克斯和尼汉斯的交易成本创新理论
1．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
niehans）提出的金融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是“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这个命题包括两层含义：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否具有实际意义；金融创新实质上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
2．交易成本理论把金融创新的源泉完全归因于金融微观经济结构变化引起的交易成本下降，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因为它忽视了交易成本降低并非完全由科技进步引起，竞争也会使得交易成本不断下降，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对降低交易成本也有一定的作用。
3．交易成本理论单纯地以交易成本下降来解释金融创新原因，把问题的内部属性看得未免过于简单了。但是，它仍不失为研究金融创新的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
（四）金融深化理论
1．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s.肖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2．肖提出金融深化理论，要求放松金融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这与金融创新的要求相适应，因此成了推动金融创新的重要理论依据。
（五）制度学派的金融创新理论
1．以戴维斯（s.davies）、塞拉（r.sylla）和诺斯（north）等为代表。
2．这种金融创新理论认为，作为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创新应该是一种与经济制度互为影响、互为因果关系的制度改革。
（六）理性预期理论
1．理性预期学派是从货币学派分离出来的一个新兴经济学流派，最早提出理性预期思想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穆斯。20世纪70年代初，卢卡斯正式提出了理性预期理论。
2、理性预期理论的核心命题有两个：
（1）人们在看到现实即将发生变化时倾向于从自身利益出发，作出合理的、明智的反应；
（2）那些合理的明智的反应能够使**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七）格林和海伍德的财富增长理论
格林（b.green）和海伍德（j.haywood）认为财富的增长是决定对金融资产和金融创新需求的主要因素。
文明冲突论的基本观点是什么，试进行评论
3楼：demon陌
“文明冲突论”的主要观点：
导致未来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文明的差异治，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人类在经历了君主冲突、民族国家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之后，将进入文明冲突的阶段。
西方与非西方冲突的根源在于军事、经济、社会制度的竞争和与基本价值观念及思想信仰有关的文化差异。未来国际政治的核心因素，将是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
非西方社会希望走一条现代化但却不西化的道路。在可预见的未来，冲突焦点将集中在不屑加入西方的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与西方阵营间爆发的纷争。
政治学家并不是政治家，他们通常很少有机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内。但塞缪尔·亨廷顿却是个例外，他创造出的词汇例如“第三波”和“文明的冲突”，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他对世界局势的看法也总是令人无法忽视。
4楼：哊点坏
（一）“文明冲突论”的主要观点
亨廷顿首次提出“文明冲突论”是在1993年。1996年他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归纳，“文明冲突论”基本定型。“文明冲突论”有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一、导致未来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文明的差异治，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人类在经历了君主冲突、民族国家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之后，将进入文明冲突的阶段。
按照亨廷顿的说法，文明是一种文化的统一体，文明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种族或民族，而是宗教。世界将由七八种主要文明相互作用而形成，它们包括西方、儒教、日本、伊斯兰、印度、南斯拉夫—东正教、拉美及非洲文明。未来的冲突将在把这些文明分隔开的文明交界处爆发。
二、导致文明冲突的理由有：文明的差异是根本性的；不同文明的相互影响加深，强化了人们的文明意识，加剧了文明之间的敌对情绪；全球经济和社会变革正在把人们从地域属性中分开，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地位；西方处于权力顶峰，刺激了其他地区文明意识的发展；文化特性和差异不易改变，也难以用妥协的方式解决，等等。
三、西方和非西方的对抗将成为冲突的焦点。亨廷顿认为，西方与非西方冲突的根源在于军事、经济、社会制度的竞争和与基本价值观念及思想信仰有关的文化差异。未来国际政治的核心因素，将是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
非西方社会希望走一条现代化但却不西化的道路。在可预见的未来，冲突焦点将集中在不屑加入西方的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与西方阵营间爆发的纷争。
四、文明冲突的主要形式一般有两种，一是地区或微观层次上的冲突，即属于不同文明的毗邻国家或一国内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的断层线冲突；二是全球或宏观层次上的冲突，即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的核心冲突。其中，断层线冲突具有相对持久、时断时续、暴力水平高的特点，它不可能彻底消除，只能暂时中止。
（二）“文明冲突论”主要观点评析
自“文明冲突论”提出以来，人们对此褒贬不一，见仁见智。一些西方**和西方政要认为，过去几年的事件证实了亨廷顿的判断，世界政治热点恰恰发生在文明的断层线上；“文明冲突论”将使人们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为理解21世纪全球政治现实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分析框架。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更有人认为，这一事件凸显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不幸有效”。
然而大多数西方政治家和学者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因权力、财富、分配不公以及大国不尊重小国引起的冲突大大超过**教、儒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文明冲突论”把各种“文明”割裂开来，只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差异，而没有看到各种文明历史上发生过的相互重叠和渗透，忽视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性。
伊斯兰国家的学者和政要普遍反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特别是对亨廷顿把伊斯兰教视为造成国际冲突的主要因素表示愤慨。埃及一位权威专家指出，“文明冲突论”是一种漏洞百出的过时理论，它既不能解释国家间的冲突、国家内部的战争，也不能解释单个的自杀性**事件。伊朗**哈塔米指出，人类文明是多样化与平等的，一种文明不应排斥另一种文明或凌驾于其上，人们应该了解西方文明，但伊斯兰文明的价值和属性应当得到尊重。
哈塔米向世界发出“文明对话”的呼吁，得到联合国的赞同。2001年被联合国确定为“不同文明对话年”。“9·11”事件后，绝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的**和**都强烈谴责这一恐怖主义行径，同时强调反对把这一事件归咎于伊斯兰教。
（三）我们对此观点的态度
我们认为，亨廷顿把文明视为国际冲突的最主要根源、文化差异必然导致文明冲突的观点，夸大了不同文明间的矛盾与冲突，严重违背历史与现实，其理论是形而上学的、片面的，它把片断事件作为整体，把一切变动状态固定成永恒，其结果必然是诱发巨大的历史灾难。
首先，多种文明长期共存、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线，是使世界充满活力和不断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上，确曾发生过许多文明间的摩擦、碰撞和冲突，但它们并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也没有改变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我们始终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推动历史发展包括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一些文化的差异不足以引起社会的动荡和战争，真正的动荡和战争还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固有矛盾而引发的，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利益的冲突。
其次，从国际政治现实来看，国际上发生的各种冲突主要表现为不同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冲突，其核心是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经济利益。而各种冲突的触发点和表现形式则是多种多样的，如领土争端、资源争夺、权力失衡、宗教纷争、**摩擦等。文明差异也是产生国际冲突的诸多原因之一，但决不是主要矛盾，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其三，从人类地理演变和人们心理的角度看，文明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相互融合和共同进步的。人类发生的自然灾害、生态恶化、恐怖主义、人**炸等，不会由哪一个文明单独承担责任，也不会是哪个文明能够单独解决的，实际情况是更多的冲突发生在同一个文明系统内部，对此我们无论从世界历史上还是从人们普遍的心理中都可以得到验证。人类社会的发展使我们越来越清楚的看到，人类遇到的重大灾难，包括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海啸、**、非典、流感、恐怖等，通过人类社会的共同合作一定能够克服与战胜，人类的理性之光永远灿烂。
其四，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不能把文化信仰不同和宗教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等同于文明冲突。各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渊源、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它们之间的差异正是文明多样性的体现，并不表明不同文明的高低优劣。亨廷顿把文明差异绝对化，将其置于民族国家、人民利益诸多因素之上，把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冲突作为焦点，矛头直指儒教和伊斯兰国家，这实际上是冷战时期遏制理论的翻版。
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文化和文明确已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可能导致冲突，对此应予高度重视。国家与民族间的冲突很多都与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从文化视角分析国际政治现象，应该说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由于文明和文化越来越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由文化和价值观念差异所引发的冲突也日益增多，有时甚至会成为冲突的焦点。因此，只有重视文化或文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正视和客观分析文明间的差异与矛盾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才能全面把握国际政治的发展方向。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再次表明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文化主权已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新领域。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宣扬西方文明优于其他文明，极力向非西方国家传播西方文化，企图把一切非西方的文化和文明形态纳入其文化和文明体系中。
冷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使发展中国家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受到强大的文化压力，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触发了一场推行“文化霸权”与维护“文化主权”的斗争。这一斗争不仅是一场文化斗争，也是一场政治主权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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