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匿名用户
禹王碑，因最先发现于衡山岣嵝峰，又称岣嵝碑，位于岳麓山顶禹碑峰东，与黄帝陵、炎帝陵被文物保护界誉为中华民族的三大瑰宝。 禹王碑镌石崖壁，宽140厘米，高184厘米，碑文9行，每行9字，凡77字，未有寸楷书“右帝禹制”。字体苍古难辨，郭沫若花三年,仅识三字.
有谓蝌蚪文，有谓鸟篆。系宋嘉定年间摹刻于此。1935年建石亭护之，亭侧有清欧阳正焕书“大观”石刻，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基本概况
湖南长沙云麓峰上的禹王碑字体奇古，似蜷身蝌蚪，难以破译，著名历史学禹王碑家、甲骨文专家郭沫若钻研3年仅只识得3字。传说碑文记述和歌颂了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为一块功德碑，其实此碑是宋代时人们从衡山拓来的复制品。真正的禹王碑唐代还在衡山 、韩愈、刘禹锡赋诗歌咏，曾被称为南岳的“镇山之宝”。
在文物保护界，禹王碑与黄帝陵、炎帝陵同为中华民族的三大瑰宝。 禹王碑，因最先发现于衡山岣嵝峰，亦称岣嵝碑，位于岳麓山云麓峰左侧的苍紫色石壁上，面东而立。碑文记述和歌颂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
大禹继父治水，“七年闻乐不听，三过家门不入”的美谈，流传至今。 禹王碑（根据史料记载）是中国最古老的名刻，碑上刻有奇特的古篆文，字分9行，共77字。碑高1.
7米，宽1.4米。字形如蝌蚪，既不同于甲骨钟鼎，也不同于籀文蝌蚪，苍古难辨。
很可能是道家的一种符录，也有说是道士们伪造的。末行空处有寸楷书“古帝禹刻”4字。 关于禹王碑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代韩愈、刘禹锡诗作，但二人并未实地考察过。
亲见亲摹其碑文的，是南宋时的何致。南宋嘉定五年（1212），何致游南岳，遇樵夫导引至藏碑处，始摹碑文。何致过长沙时，刻碑于岳麓山峰。
明嘉靖十二年（1533），潘镒剔土得碑，遂摹拓流行于世。明代学者杨慎、沈镒等都有释文。碑文主要记述大禹治水之功绩。
西安碑林、绍兴禹陵、云南法华山、武昌黄鹤楼等处，均以此碑为蓝本翻刻。传说故事
在岳麓山顶的石壁上，镌立着一块高1.84米、宽1.40米的大石碑。
碑上镌刻禹王碑着77个宇。字体奇古，有如龙蛇行走，恰似蝌蚪拳身。传说这是为纪念大禹在岳麓山治水的禹王碑。
相传，大禹来南方治水，以岳麓山为营地，带领长沙先民，斩恶龙、斗洪水，终于将洪水治好。长沙先民欢欣鼓舞，感激万分，纷纷要求在岳麓山顶上，立碑为大禹治水记功。大禹十分谦虚，不肯答应，但长沙先民执意要立，否则就不放他回北方。
大禹只得答应，却提出了条件：碑文要刻得奇古，如天文一般，百姓不能相识。于是，长沙先民派来最好的石匠，将大禹提供的77个字样，全部镌刻在岳麓山顶的石壁上。
过了几百年之后，有天早晨，一位云游四海的老道士路经岳麓山头，他在石壁下好奇地停下脚步，面对着碑文，一个字一个字地考证辨认起来。从早晨一直到傍晚，认出了76个字。老道士兴奋不已，正要考证辨认最后一个字，忽然他感到脚下冰凉，好像被水浸了一般。
他低头一看，只见自己正站在水中；他再回身一望，洪水就要齐天了。他吓得面无人色，一下把所有考证辨认的碑文全忘记了。此时，就见那洪水也随着他的忘记，一下子全退了。
老道士望着退去的洪水，想着那刚才的景象，心凉胆颤。他想，这一定是天书，百姓不得相认。于是，下山通告全城：
禹王碑文是天书，百姓不得相认，否则洪水淹天！ 传说是美好而又离奇的，然而传说毕竟是传说，它并没有动摇文人学士考释碑文的信心，多少人为其花费了毕生的心血。原碑石于1212年（南宋嘉定五年）最先发现于衡山岣嵝峰，后来才摩刻于岳麓山头，故又称岣嵝碑。
明代杨慎、沈镒、杨时桥、郎瑛，清代杜壹，当代长沙童文杰、杭州曹锦炎、株洲刘志一等人先后作“岣嵝碑释文”。 许多考释者都没有突破“大禹治水”的框框，而近年一些学者则认为“禹碑”并非禹碑。如曹锦炎认为岣嵝碑是战国时代越国太子朱句代表他的父亲越王不寿上南岳祭山的颂词。
而刘志一则认为岣嵝碑为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所立，内容是歌颂楚庄王灭庸国的历史过程与功勋。千古奇碑至今说法不一。
相关信息
2007年7月上旬，湖南文物专家多次鉴定后初步认定，近来南岳衡山上发现的重约十禹王碑余吨的巨石为失踪千年的禹王碑母本。这块曾为南岳衡山的“镇山之宝”在尘封多年后终得以重见天日。 据史料记载，禹王碑是中国最古老的名刻，碑上刻有奇特的古篆文，字分九行，共七十七字。
因字体奇古，似蜷身蝌蚪，难以破译。著名历史学家、甲骨文专家郭沫若钻研其拓本三年仅识得三字。 传说碑文记述和歌颂了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为一块功德碑，曾被称为南岳衡山的“镇山之宝”。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湖南衡山县福田铺乡云峰村七组就发现这块巨石疑似禹王碑，该石有一不规整两虬相交平面，向中微凹，面上有不规整的纹饰，明显可见人工凿痕。因无人辩识，巨石被一农户砌房时砌进了墙体。 直至不久前，**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摄制组来南岳衡山寻访“禹王碑”，加上南岳区文物管理处旷光辉老人多年的跟踪考察，才有了这次重大发现。
六月以来，湖南省文物局多次组织文物专家到衡山考察论证，通过实地考古鉴定证实，这块巨石所处位置、形状、大小及周边的环境与史料吻合，初步认定其确属失踪千年的禹王碑母本。 目前，当地文物部门已对禹王碑遗址采取了紧急保护措施，开展禹碑原址、原碑的进一步确认工作，整理破译禹碑文字，积极着手将禹王碑遗址申报为文物保护对象。
文学与宗教的区别
2楼：匿名用户
比较文学与宗教，在思维和功能方面的异同点。在思维的内容和材料方面相互借鉴、利用；在思维的方式、机制和效果方面更是存在诸多相似。文学和宗教还是满足深层人性需要的重要手段，能起到渲泄、疏导人心的社会作用，建构出拯求和逍遥的人生模式，并且开拓出一个新的天地以对抗于现实的世界，极大地吻合了人类超越世俗的需要。
3楼：匿名用户
文艺复兴以来，始终存在着对宗教进行严厉批判、妄想消灭宗教的思潮和代表人物。但宗教始终没能被消灭。事实上，除了象道教这样缺乏改革冲动的宗教以外，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不但没有衰亡，反而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
象**教神学在二十世纪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佛教和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曾经有人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但他们的论点不但从学理上站不住脚，而且也已为历史事实所击碎。
值得注意的倒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吕澄、李淑同和刘小枫等美学家和艺术家从美育走向了宗教。这说明了宗教有其本身不可代替的价值。
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摧毁宗教，其他文化形式也不可能取代宗教。
宗教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宗教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假如阿拉伯人没有伊斯兰教，假如西方人没有**教，假如中国人没有佛教，那么他们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
设想有一种文化会脱离了宗教而发展是愚蠢的。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蠢事，蠢事是不可能成功的。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因而与人的生存本质相关。
历史上的宗教可能被意识形态的毒质所污染，但宗教的本质是不会被污染的。宗教的本质是永远是纯净的。它既在于它自身之中，又内在于一切文化形式中。
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皆不能摆脱宗教。
回顾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可以看到宗教与文学的关联。我们可以列举出相当一批与宗教文化关系密切或有着不同程度关联的现代中国的重要作家，诸如鲁迅、周作人、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许地山、丰子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沈从文、艾青、徐志摩、戴望舒、朱自清、林语堂、废名、张爱玲、庐隐、萧乾、宗白华、夏沔尊、冯至、施蛰存、张资平、何其芳、孙犁……等等。“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各不同时期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都与宗教文化有着某种关联。
”（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3页）这种关联的发生是很自然的。尽管五四时代及其以后的科学主义思潮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占有压倒优势，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宗教情结却始终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近代传入的**教和固有的儒、佛、道传统合流，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维系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并若隐若现地通过种种途径表现出来。
在观念层次上，尽管与日本、与西方有很大的差距，也还是不乏对宗教的深入研究与**。
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当属**教和佛教。**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许多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冲突，对它的影响要做正确的评价和分析。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教激活了中国人已经气息奄奄的信仰精神，使中国人从委顿中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一如当初佛教初传时候一样。
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就已经注视到了**教文化的独特作用和价值。陈独秀1920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3号上发表《**教与中国人》一文，对**教的平等博爱、牺牲奋进、至上人格、反思忏悔等精神品格表示了热烈的颂扬。在他看来，“**教是爱的哲学”，“**教的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
他呼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如果说陈独秀还主要限于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来鼓吹**精神的话，那么鲁迅则直接切入了文化和文学的内核。他在著名的《摩罗诗力说》里高度评价了希伯来文学的殊胜意义：
“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在中国的出现，这里面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深沉的**教精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以人道主义的“爱的哲学”通向了**教的“博爱”主题。
他说：“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教精神出来……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圣书与中国文学》）还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肯定“文学与宗教确有关系”，“文学的发达，大部出于宗教”。
“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
从创作实践来看，新文学中出现了一批深刻体现**教精神的作家和作品。冰心 作品中的“爱”的主题，明显来自作者对**教的博爱精神的深刻体认。而随着新文 学的不断深化，**教文化的更深层次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
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郁 达夫作品中无休止的忏悔意念，曹禺作品中摆不脱的原罪倾向，巴金作品中醇厚执着 的人道主义责任感，老舍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平民意识，以及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等等， 这些蕴涵着**教文化精神的艺术思考，无疑使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内涵方面具有了 某种新的文化特质。”（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
佛教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影响也许更加值得我们注意。以杨仁山先生为首的佛教居 士和僧人，使中国佛教从明末以来的极度式微的局面中摆脱出来，逐步走上了复兴之 路，给中国近代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佛教中本来所有的自由精神、独立意志、进取精 神和牺牲精神与近代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相结合，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重 新焕发了活力。
一方面是新的具有入世精神的“人间佛教”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另方面是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佛教精神的新展现。以鲁迅为例。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作家 中对人生的认识和体验最深刻的人物。
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他对日常生 活中的平庸和卑微的小人物的描写，常常使人喘不过气来。他关注人的苦难，关注中 国人的国民性，其实都与他对佛教的偏好有关。佛教本来就起源于解脱人生苦难的要 求，而人生最难摆脱的当然是死亡的威胁。
鲁迅从自身的苦难中体会到了人的生存的 严酷，从而孳生出解脱的大愿。他探寻过多种道路，包括外在社会政治革命。但鲁迅对政治革命实际上并不报多大的希望。
《阿q正传》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所谓的“国民的劣根性”其实植根于人性的黑暗中，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无始无明”中。所以鲁迅始终是很悲观的，这使他既摆脱了一般作家的肤浅的乐观主义，也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穿人生的苦难，与政治操作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其他一些人那里，佛教文化的表现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苏曼殊的作品尽管不多， 却能以惊才绝艳的文笔，写出佛法追求与爱欲之间的深刻纠缠，突显了悲剧性的意味。而周作人、废名、丰子恺等人则以从容而优雅的笔触，表现了一种禅的精神。
宁静淡泊、清幽旷远的人生境地和舒缓雅洁、坦荡从容的心绪，使读者在动荡混乱中依稀看到了一片古老的精神家园。但这决不是对传统佛教和禅宗的简单回归，而是灌注了近代文化精髓、荡涤了传统文化渣滓的新的精神意向。其他的作者如许地山、沈从文等则表现了一种把多种宗教结合起来的意向。
许地山的《债》里即包含着三层意蕴：第一层是还债人的佛家慈悲为怀的心肠和儒家高度自觉的忧患意识；第二层是岳母所信奉的顺着境遇做人，弃绝非分之想的道家人生哲学；第三层则是“还债人”那种深刻而莫名的**教的忏悔意识和献身精神。这种多重宗教意蕴还可以在林语堂等人那里看到。
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止体现在宗教情结上，还体现在叙事结构、艺术语言和艺术意境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浓烈的抒情性和深层次的隐喻性，显然来自**教文学的刺激。佛教文化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
而艺术氛围和意境的营造，则与宗教意识的流注密不可分。
文学与宗教是不可分割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对宗教采取了极端的态度，但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又明显地呈现出自身固有的活力。在作家的笔下，宗教精神和宗教意识也多姿多彩地表现出来。
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人的创作，显然自觉地走向了某种宗教追求。尤其是张承志的《心灵史》，极其悲壮地展示了一个民族为信仰而战的历史，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震撼性意义。这也许象征着未来中国的精神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