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匿名用户
“官不修衙”。那个时代的官“不修衙”，据笔者所想，当然不是想为朝廷省下一笔建筑费和修缮费，而是“犯不上修”和“不敢修”。俗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你费了不少钱，花了好大的劲儿，倒底是为了谁修呢？
能保证自己享受得着吗？说不定哪一天，一个“圣旨到”，“打背包就出发”了，“不修衙”的官知道自己的处境，所以他“不修衙”。另外，就是“不敢修”，那时的官都是皇帝的奴才，衙门也一律都是朝廷的财产，多大尺寸的衙门里，坐着多大的官，你想自己修建一个衙门，想把你的衙门修得很大，修得与你的官位不相称了，那还了得？
弄不好甚至会脑袋搬家呢！那个时候的官知道自己有多大，所以不敢修衙。于是乎，“官不修衙”的民谚就流传下来了。
2楼：乌真赧清
搜一下：我国古代官不修衙门的现象如何产生的？
中国古代为何有“官不修衙”传统
3楼：匿名用户
**任期只有三五年，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没有必要修建豪华衙门；**迷信风水，认为已有的官衙都是以前选好的风水宝地，没有必要再重新修建；但根本的原因是财政经费紧张，并无修建衙门的专项经费。
4楼：匿名用户
“官不修衙”，是一句古代民谚，接着下一句是“客不修店”。旅客住店当然不必帮店主修店，而在流官制度下，为官一任三年，也是匆匆过客，亦不必修衙。这是民间的说法。
但是实质上，“官不修衙”是其权限所决定的，不是你想修就能修的。朝廷对各级官衙有严格的规制，不允许超标；再者，你也没有权力动用财政资金擅自修衙。
“官不修衙”算得上古代的廉政传统，今天仍值得继承和发扬。
5楼：匿名用户
那个时候修衙必须得层层申报，批下来兴许自己就卸任了，即使还在任上，修衙也轮不到他主持。如果不上报，那就得自己找钱，这就有风险，除非自己掏腰包。
6楼：匿名用户
所谓官不修衙，是因为当时审批程序麻烦，而且当时修衙是要自己掏钱，而且如果衙门破旧就越能显示自己清廉。所以不修
官不修衙,客不修栈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
7楼：vce末然
官不修衙,客不修栈是一个中性词
一提到“衙门”一词，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是指古代的官府机构。然而古代的衙门究竟是怎样的？
“衙门”原写作“牙门”
据唐朝人封演在《封氏闻见录.公牙》、以及清朝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衙门》中的说法，衙门一词原来写作“牙门”。
据说古代军队出征打仗时所用的先导旗帜都做成兽牙状，象征凶猛的野兽，为自己军队壮行，鼓舞士气、威吓敌人。这种军旗就叫“牙旗”。军队安营扎寨时，军营的大门口两侧也都插上牙旗，以示威严，主帅召集部下开会传令也要在牙旗之下。
因此军营的大门称之为“牙门”。
汉末时，“牙门”成了军旅营门的别称。这一名称逐渐移用于官府。《武瓦闻见记》中记载：
“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为‘公牙’，府门为‘牙门’，字稍讹变转而为‘衙’也。”唐朝以后，“衙门”一词广为流行。到了北宋以后，人们就几乎只知道“衙门”而不知有“牙门”了。
明清以来官场上一直流行所谓“官不修衙”的谚语，甚至认为凡热心维修衙门的**会钉在这个职位上升不了官。所以只要衙门建筑不是太碍观瞻或有倒塌之虞，州县官绝对不会自动想起来去维修，衙门建筑也就经常是破败模样。
“官不修衙”接着下一句是“客不修店”。旅客住店当然不必帮店主修店，而在流官制度下，为官一任三年，也是匆匆过客，亦不必修衙。这是民间的说法。
但是实质上，“官不修衙”是其权限所决定的，不是你想修就能修的。朝廷对各级官衙有严格的规制，不允许超标；再者，你也没有权力动用财政资金擅自修衙。苏轼出任杭州太守，署衙还是五代时期留下的，已有180年，破烂不堪，给朝廷打报告，执掌朝政的高太后青睐这位大文豪，一笔就批给他4万贯。
这笔钱占朝廷财政收入的比重，相当于现在拨款十几个亿。苏轼用这笔钱修了官署、城楼、城墙和粮仓。明代洪武年间建成的叶县县衙，到清代同治年间（相隔约500年）大修，也是由户部拨款，并由户部一位主事监修的。
简述我国古代公文产生与发展的主要线索
8楼：历史通
中华民族以历史悠久、文献丰富闻名于世。中国古代公文发展的历史， 与中华文明一样源远流长。
原始社会末期，我们的祖先在原来记事用的图画符号基础上创造了文 字。文字的出现为公务文书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据传说，黄帝以前的氏 族首领，多以口头语言来发布指令，所谓“神农无制令而民从”(《淮南 子·氾论训》)，“自五帝始有书契。
”(《后汉书·祭祀志》)“五帝”之 首是黄帝，因此，我国公文的最初萌芽当出现于黄帝时期。
有据可查的我国最早的公文名称是“誓”。《尚书》中以“誓”为名者 共五篇，其中《甘誓》是夏开国帝王启讨伐有扈时发布的军事动员令，《汤 誓》是商汤讨伐夏桀前发布的军事动员令，《牧誓》是武王讨伐商纣至商都 城牧野郊外时发布的军事动员令。从写法上看，它们大多中心突出，要言不 烦，富于气势和鼓动力。
这些“誓”具有相同的名称，相同的功用，相同的 格式，已经具备了公文的主要特征，是一种比较规范的公文。秘书史研究专 家多认为夏启的《甘誓》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公文，依此说，我国公文的产生和国家政权的出现是同步的，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由公文的本质和功 用决定的。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公文汇编，收录的是“上古帝王之书”。自 汉代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是帝王和贵 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功课。因此对后世公文的写作有很大影响。
《尚书》中的文章，篇章结构由松散逐步趋向完整严谨，有一定的层 次，已注意在立意谋篇上用工夫。《无逸》、《盘庚》、《秦誓》等篇章尤 称典范，条理分明，首尾呼应，结构非常严谨，而且具有一定的文采。如 《盘庚》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的“浮言”，用 “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
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活动频繁，变法革新运动兴起，文化教育事业繁 荣，公文的体裁和文风出现了多样化倾向。当时的外交文书、法令文书以及 士大夫向君主陈述政见的“上书”，散见于《左传》、《国语》、《战国 策》以及后来的《史记》中，出现了李斯这样的公文写作大家。这一时期公 文写作有说理透辟，文辞流畅而口语化的特点。
秦代国祚短暂，二世而夭，在为数很少的公文中，大皆具有“尚质而不 文”的特点，即注重公文的内容而不讲究文采。公文是一种应用文体，“尚 质而不文”是符合公文写作要求的。
西汉初期，出现了一批公文写作大家和一些堪称典范的公文名作。如贾 谊的《陈政事疏》、《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司马相如的《上 疏谏猎》等。这些公文的主要特点是政论性强，写作者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 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针砭时弊，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 今，写得深切晓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 指出：贾、晁的疏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从西汉后期开始，公文文风受赋和骈文的影响，出现了忽视内容、过分 追求形式的不良倾向。赋是盛行于汉代的一种文学体裁，其特点是以铺叙描 写为主，讲究辞彩，语句整齐，半散半韵，似诗而实文。它的行文特点根本 不适合于公文写作，自西汉中期开始，有人用赋体来撰写章、疏之类公文， 致使部分公文丽词满篇而内容不实。
如东方朔一篇上书竟达十万余字，而汉 武帝却大加赞美，这势必助长公文写作过分注重文采而又崇尚繁冗的不良之 风。
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产生了骈文。骈文的主要特点是通篇句法结构对 称，词语对偶；在声韵上讲究运用平仄，音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 典。一般说来，骈文多注重形式技巧，往往束缚内容。
骈文比赋文更加不适 合于公文写作。
骈文对公文写作的影响有一个发展过程。三国时一些著名政治家比较务 实，公文写作也以散文为主，出现一些公文佳作，如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 令》、诸葛亮的《出师表》等。西晋时，骈文渐成气候，与散文分离，但两 晋公文仍是散文为主；南北朝时，骈文达到鼎盛时期，尤其是南朝，多数朝 廷的公务文书，几乎全是用骈体撰写。
受赋体和骈体文的影响，从西汉中期到南北朝，虽然三国时期有公文佳 作面世，但公文文风总的发展趋势是日益追求词藻华美，形式奇巧，而忽视 公文的内容。这种文风不符合公文务实的要求，是公文发展史上的一股逆 流。
隋代初年，几乎完全继承了梁、陈讲求文辞华美而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 文风，一些有识之士看出这种文风不仅影响了行政效率，而且影响到整个社 会风气，提出了改革文风的建议。首发倡议者是大臣李愕，他于开皇三年 (583年)呈《上高帝革文华书》，历陈浮华文风之害，请求朝廷“屏黜轻 浮，遏止华伪”。隋文帝杨坚采纳了李愕的建议，于次年“普诏天下，公私 文翰，并宜实录”，违者治罪。
自此拉开了隋唐文风改革的序幕。
唐代立国之初，高祖李渊就于武德元年(618年)发布了改革文风的《诫 表疏不实诏》，严厉批评了“表疏因循，尚多虚诞。申请盗贼，不肯直 陈”，“乱语细书，动盈数纸，非直乖于体用，固亦失于事情”的现象。
初唐时期，唐太宗和魏徵、陈子昂等都发表过改革文风的言论，魏徵、 陈子昂还在写作实践上作出表率，写出了许多朴实直言、不加雕饰的公文， 对文风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唐代中期，骈体文又有所抬头，中唐时期韩 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把文风改革推向高潮。经过几辈人的努力， 唐代公文总体上呈现出词强理直、质朴务实的文风。
唐代文风改革一直延续到宋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不仅从理论 上倡导文风改革，而且写作了大量文风朴实而又长于说理的公文。宋代公文 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是我国公文写作的繁荣期。
元代统治者重武轻文，机要多由蒙古、色目族官吏掌管，公文写作不重 章法，缺乏规范，因此元代缺少精采典范的公文篇章。
公文是一种应用文体，行文宜朴实简明，而封建社会最后两个王朝明代 和清代，却是文牍主义盛行，长而空的公文比比皆是。其中最值得人们思考 玩味的，莫过于明代屡次严禁繁文而终无收效的史实。
明代开国之初，朱元璋亲自处理朝政，对公文动辄数千言上万言非常反 感。洪武二年(1369年)，他对翰林侍读学士詹同说：“古人为文章皆 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
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 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 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何裨实用？
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 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
洪武九年(1376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呈一篇政事建言，竟达一万七 千字。朱元璋让中书郎中王敏念给他听，念到六千三百多字时，还不知讲些 什么，朱元璋大怒，命人将茹太素打了一百大板；次日又命王敏接着念，念 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时，才讲到要谈的五件事，可见，后五百字足可说明问 题，而前边一万六千多字，多属浮文。朱元璋感叹道：
“朕所以求言者，欲 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天下国家，彼浮词者，徒乱听耳。”于是命令中书省 定立了建言格式，“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
朱元璋的这些措施，当时对于克服繁文之弊确实起过不小作用，但由于 朝政日趋衰败，繁文之弊在整个明代虽一禁再禁而终于未能禁止。文风是政 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的反映，文牍主义与政治腐败相伴而生，封建社会后期政 治日趋腐败的现实，决定了少数有作为的政治家的努力无法改变公文写作的 这种趋势。
以上都是对公文文风的总体风貌而言的，在文风颓败的朝代，也有少量 公文佳作产生，多出于清廉务实的有为之士，如明代著名清官海瑞、清代名 臣林则徐等人，都有公文佳作留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