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餹菓鈽矴
曹操 孔融
建安七子
陈琳刘勰
七子之冠冕”的王粲
阮籍 嵇康
2楼：青州先生
三曹建安七子:王璨,陈琳等人.孔融也算个吧竹林七贤,我最爱嵇康
在加蔡邕.陶渊明
还有才女蔡文姬
3楼：匿名用户
嵇康、阮籍、刘伶等“竹林七友”，以及陶渊明等。
请问魏晋有哪些文人 能介绍稍微详细一点吗
4楼：鸡飞蛋打半兵卫
三曹：指汉魏间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政治地位和文学成就对当时很有影响，后人合称之为
三曹七子
“三曹”：曹操曹植曹丕
七子：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得到后世普遍承认。
竹林七贤
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
5楼：匿名用户
你要的是魏晋风流的人物还是一般文人呢？
如果是体现魏晋文坛的主流的话，应该有“三曹七子”“竹林七贤”
关于“三曹七子”：三曹指的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
曹操既是军事理论家也是文学家，他以相王之尊，爱好文学，延揽文士，为建安文学的兴盛奠定基础。正是在他的支持和倡导下，出现了邺下文人集团，也就是“邺中七子”，他自己本身的文学创作也非常出色，他开创了学习汉乐府的风气及借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创新精神，文风清峻通脱，钟嵘在《诗品序》中对其道：“古直悲凉、气韵沉雄”。
在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中提到：“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
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曹植的话丝毫没有夸大，“建安七子”中，刘桢、阮瑀、应瑒、陈琳、徐干、王粲，都是建安年间先后归附曹操的。
其馀如女诗人蔡琰、书法家梁鹄、**家杜夔、李坚，学者邯郸淳、仲长统，诗人繁钦等，也都为曹操所用。曹操将天下英才悉集帐下，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文学才华的机会。这些文人以饱满的热情，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与曹氏父子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
而曹丕即魏文帝在诗歌创作上也是颇具实力的，他创作的《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清人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
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曹丕的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
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他敏感而多情，在众宾欢坐的宴会上，他会突然体会到“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善哉行》）；而琴瑟满堂，女娥长歌时，他又会因“为乐常苦迟”（《大墙上蒿行》）而心悲；同样，日暖花开，谷水潺湲的自然景物，给他带来的却是“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凡霞蔽日行》）的忧虑。他著名的作品《杂诗》，采用了《古诗十九首》的题材，然而他那“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的体验，甚至超过了汉末游子自身的切肤之痛。
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二是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绮练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曹丕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他纤丽的情思。
在艺术形式上，曹丕也勇于创新，他虽然仅存四十馀首诗，却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具备。其中长篇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长达75句，三百六十馀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极尽纵横开阖之能事。王夫之说：
“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
曹丕留守邺城时，常与文士们相聚宴游，诗酒竞豪。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回忆当时的盛况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
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曹丕与这些文人诗酒唱和，开创了文人雅集的先河，已具备了文人集团的性质。
至于曹植，曹植的诗确如钟嵘《诗品》所说：“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现存诗歌九十馀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窈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
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创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
曹植对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钟嵘《诗品》说：“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张戒《岁寒堂诗话》说：
“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曹植五言诗对后世诗坛影响很大，诚如胡应鳞指出的那样：子建“《虾旦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 ‘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
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
曹植的诗歌受到后人的推崇，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由于文采富艳，二是因为他对五言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三是他不幸的身世引起后世文人的认同。作为失意文人的典型，其坎坷的命运，使无数文人深表同情。
刘勰说“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也含有这个意思。古代不少诗人皆以王佐之才自命，却大都身世沦落，而以诗词名世，他们的命运与曹植相似，所以对曹植多有一种认同感。
至于其他的七子就是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在这里也就不一一说明了，只举个别影响较为深远的做分析：
王粲的诗感情深沉，慷慨悲壮。谢灵运说他：“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
”“自伤”是王粲的感情特征，贵公子的出身，遭乱流寓的遭遇，使他格外地感物兴怀、忧世悲己。这是他写诗的出发点，他的作品虽有对百姓的同情和伸展抱负的愿望，但这些都是从个人身世的感伤中的。因此“发愀怆之词”（钟嵘《诗品》上）便成为他的主要特点，却难免“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诗概》）。
王粲的诗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刘勰许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方东树评之为 “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而下，一人而已”（《昭昧詹言》卷二）。他的诗对后世也颇有影响，钟嵘《诗品》说潘岳、张协、张华、刘琨、卢谌等著名诗人皆源出于他，连魏文帝曹丕也“颇有仲宣之体”。
刘祯，他性格豪迈，狂放不羁。其诗一如其人，刘勰说：“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
”钟嵘说他： “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
”（《诗品》上） 。刘桢的诗纯以气势取胜，无论是抒情还是咏物，无论是写山水还是状禽鸟，都显示出其目无千古、踔厉奋发的气概，元好问《论诗绝句》说：“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
”就是欣赏他这种壮气。
到了曹魏后期，由于政局不稳，文人纷纷投靠有权势的当权者，当然也有不畏惧权势的阮籍和嵇康。阮籍本有济世志，但不满于司马氏的统治，故以酣饮和故作旷达来逃避**，最后郁郁以终。嵇康拒绝与司马氏合作，亦惨遭杀害。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非一时一地所作，是其政治感慨的记录。这些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阮籍的《咏怀诗》充满苦闷、孤独的情绪，其诗或者写时光飞逝、人生无常。或者写树木花草由繁华转为憔悴，比喻世事的反复，由于从自然到人事都充满苦难，阮籍心中的苦闷难以排遣。面对污浊的社会与短暂的人生，阮籍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只好故作旷达，在生活中，他做出许多惊世骇俗的事情；在诗歌中，他也为自己设计了精神的出路，这就是游仙和隐居。
阮籍的《咏怀诗》有不少篇章写游仙和隐居，有些则是仙隐结合。他在诗中常常赞美巢由、夷齐、邵平、四皓等隐士，而讽刺苏秦、李斯等人因贪利禄而导致杀身之祸。阮籍赞美神仙隐逸，只是排遣苦闷的一种方式，他其实是颇有济世之志的。
《晋书》本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所以他在写愤懑与出世之情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时局的关注和自己的怀抱。
阮籍诗的风格隐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这主要是由其时代与身世决定的。他同情曹魏，不满于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作诗亦不敢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
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李善《文选注》分析这种情况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
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但就诗歌精神而言，阮籍的《咏怀诗》与建安风骨仍是一脉相承的，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
”而嵇康诗的风格，刘勰《文心雕龙》评为：“嵇志清峻。”（《明诗》）又说：
“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体性》）突出了嵇康诗风与其人格性情之间的密切关系。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自称“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他的诗亦如此。
钟嵘《诗品》评其诗为“峻切”，也是相同的意思。
魏晋南北朝的文人有哪些喜好？
6楼：不曾明了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 游仙主题、隐逸主题。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穿着方面，穿宽大的衣服，穿木屐，这个习惯未必与服用五石散有关。先秦时期时期儒生就爱穿宽大的衣服，汉朝时穿木屐就是一种风尚了。
公元三四世纪，随着巴蜀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饮茶的风俗沿长江中下游流传开来。魏晋南北朝时，在江南，包括东南沿海，饮茶之风在世族士族中日盛，成为社会活动的一种媒介。在这种风气感染下，永嘉之乱后，从北方南渡的豪门士族也有不少喜好饮茶。
还有个不太常说的，其实魏晋南北朝男风盛行。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既是社会上男子讲究仪容装饰的审美因素的结果，也是当时战乱四起、礼教松弛、社会在婚爱方面的引导和教化逐渐减弱的社会因素的结果。它既引起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同xing恋文学的繁荣，也颠覆了男女婚配生活这种传统婚姻形式，对传统礼教产生了破坏。
魏晋南北朝还是赌博盛行的时代。赌博者遍布社会各阶层，上自皇帝、官僚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纷纷沉迷其中。这一时期的赌博，与前代或后世相比，更加普遍化、公开化、社会化，呈畸形繁荣之态。
当时凡带有竞技色彩、能决出胜负的游戏都可作为决赌之具，但更为经常和主要的赌博活动，则是樗蒲、围棋、弹棋、握搠（双陆）、斗鸡等戏。
魏晋南北朝文人之间经常进行辩论。这种辩论之风是受这个时代自由的学术空气所影响的。不仅清谈玄学独擅辩论，而且儒、佛、道也敢互争高低，各不相让。
对这些现象统 治者不仅默许，而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梁简文帝"又尝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学互相质难，次分中庶子徐擒驰骋大义，间以剧谈。擒辞辩纵横，难以答抗，诸儒慑气，时（戚）兖说朝聘义，擒与往复，衮精采自若，领答如流，简文深加叹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