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匿名用户
公元前三九九年，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的一个人民法庭判处死刑。
苏格拉底于是被投入监狱，等待雅典在提洛岛祭祀阿波罗神的活动结束后处决。其间，**们轮流探监，陪伴老师度过最后的日子。于是，便有了柏拉图记载苏氏狱中言论的那几篇著名的对话录。
约摸一个月后，这位年已七旬的哲人遣退妻儿，在众位**面前饮下毒鸩，从容就死。
在苏格拉底一案中，一方是追求真理、舍身取义的伟大哲人，另一方则是以民主自由为标榜、被视为民主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孰是孰非，谁善谁恶，不那么泾渭分明，感情上的取舍则成为一种痛苦的折磨，因而其悲剧色彩愈加彰显。在民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的现代世界，苏格拉底之死就不仅成了一个问题，而且成了现代人心里一个难以解开的结。
起诉苏格拉底的三人都是雅典公民，以美莱特斯为首，他们依法提起公诉。对苏格拉底主要的指控是不敬神和敬事新神。
审判苏格拉底一案的陪审团由五百人组成，先是由原告和被告分别为自己辩护，并进行举证。之后陪审团举行第一次投票，决定被告是否有罪。
苏格拉底在第一轮的投票中以二百八十票对二百二十票被判有罪，在法庭上，他辩解自己非但无罪，反而于城邦有功，理应得到城邦的礼遇。对自己提出的处罚方案又近乎玩笑，仅希望罚款一百德拉克玛了事。
他那不合情理的刑罚意见，和藐视法庭的态度，反而迫使本来同情他的部分陪审员转向选择原告提出的刑罚，最后以三百六十票对一百四十票被判死刑。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苏格拉底的罪名似乎是莫须有的，没有确凿的犯罪行为，其言论也没有导致直接的伤害。但在雅典，对犯罪行为的认定不同于现代。无论什么指控，无论犯罪行为是否确凿，也无论是否造成直接的伤害，只要陪审团投票认定，罪名即告成立。
有人会问，对于像苏格拉底这样一位大哲学家，雅典人似乎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对权威人士的尊敬，仅以区区罪名，即判以极刑。这不是太难以令人理解了吗？
殊不知，当时在雅典是不存在任何个人权威的。既没有知识的权威，也没有道德的权威，甚至没有政治的权威。唯有一个权威，那就是人民的权威，一切都得服从人民群体。
苏格拉底虽然是一位名人，但却并不是备受尊重的哲学权威。相比起来，他的名气更多地来自于他的怪诞。
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同现代世界形形色色的民主政治并不一样。在现代的民主政治中，个体一面从属于群体，一面却享有作为个体的独立性，享有自由。但在古希腊，个体是完全从属于群体的，他没有脱离于群体之外的自由。
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个体只有在属于城邦（亦即群体）时才具有存在的意义，不属于城邦的个体要么是鬼神，要么是兽类。
群体的意志和利益高于其它一切，为此可以牺牲个体的利益和权利。雅典一条独特的法律即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依法雅典人每年可以放逐一位政治领袖，由公民大会投票选出。
因以破碎陶片充作选票，而得名“陶片放逐法”。投票时只要在陶片上刻上名字即可。无需过失，也无需罪行，只要获得票数超过六千，即遭流放。
如果以现代人的眼光看，这纯属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践踏。但在雅典，像底米斯托克利等一批最著名的政治家都在流放之列。这就是说，在古代希腊，个人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的（即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
既没有脱离群体的自由，也没有言论的自由。苏格拉底的言论明确表示出他对“人民”这个群体的轻蔑，想要同它保持距离。同时在“人民”看来，他的言行实际上已经造成了某种伤害，因为他的**参与了推翻民主政治的活动。
他的被处死，其实在情理之中。
而现代人惯于拿现代的民主来衡量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认为平等与自由理所当然都是民主政治的内容，因此苏格拉底之死才成了难以解、被视为民主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孰是孰非，谁善谁恶，不那么泾渭分明，感情上的取舍则成为一种痛苦的折磨，因而其悲剧色彩愈加彰显。在民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的现代世界，苏格拉底之死就不仅成了一个问题，而且成了现代人心里一个难以解开的结。
）时才具有存在的意义，不属于城邦的个体要么是鬼神，要么是兽类。
群体的意志和利益高于其它一切，为此可以牺牲个体的利益和权利。雅典一条独特的法律即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依法雅典人每年可以放逐一位政治领袖，由公民大会投票选出。
因以破碎陶片充作选票，而得名“陶片放逐法”。投票时只要在陶片上刻上名字即可。无需过失，也无需罪行，只要获得票数超过六千，即遭流放。
如果以现代人的眼光看，这纯属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践踏。但在雅典，像底米斯托克利等一批最著名的政治家都在流放之列。这就是说，在古代希腊，个人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的（即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
既没有脱离群体的自由，也没有言论的自由。苏格拉底的言论明确表示出他对“人民”这个群体的轻蔑，想要同它保持距离。同时在“人民”看来，他的言行实际上已经造成了某种伤害，因为他的**参与了推翻民主政治的活动。
他的被处死，其实在情理之中。
而现代人惯于拿现代的民主来衡量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认为平等与自由理所当然都是民主政治的内容，因此苏格拉底之死才成如果以现代人的眼光看，这纯属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践踏。但在雅典，像底米斯托克利等一批最著名的政治家都在流放之列。这就是说，在古代希腊，个人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的（即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
既没有脱离群体的自由，也没有言论的自由。苏格拉底的言论明确表示出他对“人民”这个群体的轻蔑，想要同它保持距离。同时在“人民”看来，他的言行实际上已经造成了某种伤害，因为他的**参与了推翻民主政治的活动。
他的被处死，其实在情理之中。
而现代人惯于拿现代的民主来衡量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认为平等与自由理所当然都是民主政治的内容，因此苏格拉底之死才成了难以解开的结
你对苏格拉底之死的看法是什么？
2楼：柠檬一家人
苏格拉底是因为思想被判刑定罪。是他们的悲哀。也是全人类的不幸。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他们的骄傲，因为这恰恰证明了他们思想的先进和影响之大。
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被当权者以“反对民主政治”、毒害青年为由投入了监狱，并判处了死刑。众**不忍心看老师无辜受罚，便悄悄制定了周密的越狱计划。可是当一位**趁着探监机会向苏格拉底报告这个“好消息”时，苏格拉底却一口拒绝了：
如果我真的有罪。那么**抓我就是没错的。我应该呆在这个地方。如果我真的没罪，那么我就不应该以这种方式走出监狱。这不等于承认了自己有罪吗？一席话把**说得哑口无言。
3楼：匿名用户
公元前399年，这原本是一个很平常的年份，但因为一个人，这个年份将被载入史册。这一年，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被法庭处死了。 苏格拉底没有留给我们著作，他的生平和思想，都是靠他的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等人记载下的。
苏格拉底出身平民，他的父亲是一个石匠。他从小跟父亲学手艺，掌握了一手熟练的雕刻技术。本来苏格拉底有可能成为一个雕刻家的，但他的兴趣并不在雕刻石头，工作之余，他总是挑灯夜读，朗诵那脍炙人口的荷马史诗和其他著名的诗篇。
有些时候，他出入雅典剧院，欣赏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或者徘徊于市政广场，缅怀英雄们的业绩。
史书记载，苏格拉底的长相丑陋，秃脑袋、大扁脸、突眼睛、朝天鼻，还有一张其大无比的嘴巴。但苏格拉底对自己的相貌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实用才是美的。
一般人的眼睛深陷，只能往前看；而我的眼睛可以侧目斜视。一般人的鼻孔朝下，因而只能闻到自下而上的气味；而我可以闻到整个空气中的美味。至于大嘴巴、厚嘴唇，可以使我的吻比常人更加有力、接触面更大。
”他的怪模样常常成为朋友们的笑柄，但他从不介意。
他虽然很贫困，但对自己的石匠工作并不十分卖力，只要收入够一家糊口就不多干了。他宁愿上街去和人聊天。
他总是在天亮前起床，匆匆忙忙地吃些浸了酒的面包，穿上长袍，披上件粗布斗篷，便出门去了。他常在商店、寺庙、朋友家、公共浴室，或者是一个街口与人辩论。雅典当时辩论成风，形成热潮。
他的妻子是个爱唠叨的女人，而且脾气暴躁，常为一点小事就拿苏格拉底出气。有时候，他妻子当街怒骂他，苏格拉底只是低头聆听着，并不回嘴。这时，连他的学生们都看不下去了。
但事后苏格拉底对学生们说：“我每天要同各种人打交道，如果我能忍受她的坏脾气，那么，在与别人的交谈中，就不会有什么事能令我不快了。”
苏格拉底生活在雅典的全盛时期。这时雅典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格拉底开始了他在哲学领域里的遨游。
他既不局限于前人的知识，也不满足于自己所学，他整日思考、探索，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终于，他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提出了一系列哲学命题，成为西方一代哲学大师。
他在讲授哲学、**道德问题时，并不是一味地说教，而是谈吐优雅，性情温和，绝不自以为是，好为人师。他思路敏捷，语言生动，充满幽默，洞察秋毫。
苏格拉底的谈话方法，也被人称为“苏格拉底方法”，就是引导人们去不断思索。他总是装出自己什么也不懂的样子，引起别人提出问题，然后他不断地反问请教，启发对方去怀疑自己的前提，发现真理。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充当“智慧的助产士”。
在辩论中，他常常走到讲话人的前面，不管他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还是什么人，问他究竟是否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
一次，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在演说。演说的内容是如何爱国，讲到最后，那人却滔滔不绝地大谈勇气，大谈为国献身的光荣。这时苏格拉底走上前去问他：
“这位先生，请原谅我打断您的讲话。请问，您说的勇气，究竟是指什么呢？”
“勇气就是要在危急的时刻坚守岗位。”那人简短地回答。
“但是正确的战略要求你撤退呢？”苏格拉底又问道。
“那——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应该再坚守岗位了。”
“这么说，勇气既不是坚守岗位，又不是撤退了？那么，您说的勇气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演说家皱眉头了：“你赢了。说实话，我也不太清楚。”
“我也不清楚，”苏格拉底说，“不过，我觉得勇气是去做合理的事情，不管是否危险。”
“这话说得不错。”人群中有人喊道。
苏格拉底继续说：“勇气就是在危险的时刻，保持头脑的清醒，镇定而沉着。从这一意义来说，它的反面就是感情的过度冲动，以至失去理智。”
苏格拉底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公元前406年，他六十二岁，在雅典的最高行政机构五百人院任职。这一年，雅典正在与斯巴达进行战争。
雅典海军在一次海战中击败斯巴达海军而获大胜，但由于突然来了暴风雨，指挥官把打捞阵亡将士的工作给耽搁了。这引起死者家属的不满。这时，反对派趁机攻击当政的十位将军，法庭表决的结果，十位将军因玩忽职守罪被判死刑。
苏格拉底独自一人反对众人的意见。他认为，不管他们是否有罪，把个别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审判是不公正的。因此，他决定不参与表决。
苏格拉底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不惜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学生们眼里，苏格拉底是一个最和蔼可亲的人。但在那些保守派眼中，他是一个危险分子。他的执着、正直得罪了不少人，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
公元前399年的一天，一位悲剧作家状告苏格拉底。他对法官说：“法官大人，我认为苏格拉底从不敬神，而且还向年轻人宣扬他那离经叛道的主张。”
苏格拉底拒绝认罪，他在法庭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诸位先生，你们谁都清楚，我的言行一直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法庭不仅不应该审判我，而且应该赐给我荣誉，让我到卫城的圆顶餐厅上免费就餐。
”陪审团认为苏格拉底太顽固，竟敢蔑视法庭，决定判处他死刑。
他的学生们到监狱去看望他，并极力劝说他逃走。苏格拉底却说：“我一生都享受了法律的利益，我不能在晚年做不忠于法律的事。
服从法律是每个公民的天职，尽管法律也有不对的地方。作为一个好公民，我必须去死。”
最后的时刻到了，他的学生围拢过来，心情沉重地看着即将死去的老师。在太阳落山之前，苏格拉底叫人拿来一杯毒药。当狱卒带着毒药进来后，他以平静的语调对他说：
“你应该知道怎样做，来吧，告诉我怎么做。”
狱卒答道：“你喝下这杯毒药，然后站起来散散步。等你感觉到脚发沉时再躺下，麻木感就会传到心脏。”
苏格拉底从容不迫地照着他的话做了。最后躺在床上他想起了一件事，急忙拉下了盖在脸上的布说：“克里托，我欠了阿斯克里皮乌斯一只鸡。记住，一定要替我还他一只鸡。”
克里托与阿斯克里皮乌斯都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苏格拉底关照完这件事，便安详地闭上眼睛，又盖上蒙脸布。一代哲学大师便永远离开了他心爱的学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