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不断的自我突破
冥器和祭器一个陪葬品 一个是祭拜时所陈列的器具，礼品和陪葬品这个区分有点大，如果是按照古代收藏的话说 礼品是赏赐给活着的人，陪葬品呢就是赏赐给立个大功的人陪葬用的
2楼：吳簫
冥器，也称明器，二者是同一物，严格地说“明器”才是正规书写方式，明器类实用物而无实用，如兵马俑和唐三彩，是专为死者制造的陪葬品；礼器就是祭祀用器物；陪葬品没什么讲究，通常为死者生前所常用或喜好的器物，明器是专为死者制作，属于陪葬品的一种，生者别说用就算保存都晦气，陪葬品任何东西都可以，过去一些过于贫困的家庭，实在是没有东西可以陪葬，那就把死者生前所用的碗筷衣服埋下去，这也叫陪葬品。
礼器的两大器
3楼：血盟孑孑
在儒家对于明器的解说中，明器是必须和生者的用器有别的东西，亡灵不能用生者的器具。这种禁忌，既有理性的基础，即防止亡灵过分地占用生者有限的资源，也有非理性的恐惧。《礼记·檀弓下》记载：
“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而用生者之器，不殆于用殉乎哉！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
”在这里，明器作为死者所备之物，体现了礼中关于丧葬原则的必要形式。之所以称之为明器，是以神明待之，而不忍心以祖先为无知觉的死者，期望明器成为沟通亡灵与生者感情的桥梁，是对死者在另一个世界奉养的延续，它的“不可用”的特性，则将明器与奉养生者的真实性区分开来。孔子不赞成“用生者之器”充作明器，将用“生者之器”与“用殉”相提并论，既表达了对生者生存状态关切的人道情怀，又反映了以为人的用器带有人的灵魂信息的原始思维所表现的恐惧。
“为俑者不仁”，在后人的阐释中，则是基于一种理性的推论：“中古为木偶人谓之俑，则有面目机发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恶其不仁，知末流必有以人殉葬者。”[4]明器中的俑与真人的面目相似，若任人们用俑殉葬，必然会有不仁者以人殉葬，为了遏制这种残忍的人殉，就必须堵绝“为俑”这类带有“人殉”性质的行为，从礼制上否定“为俑”的合法性。
在明器的使用上，儒家的理论在处理与死者的关系方面，既体现了人道情怀，又反映了冷静的理智。《礼记·檀弓上》有“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
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为也。”意思是，亲人死了就当他是死人看待，是没有仁心的错误行为；但当他是活人看待，又是愚昧的行为。“是故竹不成（盛）用，瓦不成（盛）味，木不成行。
瑟张而不平，竽笙备不知，有钟磬而无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礼记·檀弓上》）这是主张明器有半真半假的性质。
钟磬是实用器，但没有挂钟磬的架子，就有虚拟性了。瑟可以用真的，但张了弦不调均音律，就和真用有区别了。所以，明器本身并一定是非实用物，只要下葬时弄得和实用状态有某种差别就行了。
这种将明器与生养之器通过不同方式区别开来的作法，正是基于人鬼二重世界器用的差别决定的。《礼记·檀弓上》有一段文字将明器与祭器对举，正体现了幽明二重世界的不同要求。“仲宪言于曾子曰：
‘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亦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
’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为而死其亲乎？
’”曾子将明器与祭器区分为两个世界的用器，但周人兼用二器，不是象仲宪所表述的那样，反映的是对死者有知还是无知的疑惑，相反，它反映的是人们对待死者在理智与情感方面的矛盾。在感情上，人们希望亲人并未死去，用人器随葬表达的是这层感情，但是，理智又使人们真切认识到死者长逝，所去的是另一重世界，因而准备明器，则反映了人们面对人死这一现实的务实态度。 在《荀子·礼论》中，祭器被称作“生器”，并将它解释为是死者的搬家行为：
“具生器以适墓，象徙道也。”这是说在墓中放祭器反映的是人的一种良好愿望，以及对死者的不尽之哀。“以生者饰死者，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
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终始一也。”（《荀子·礼论》）荀子对明器性质的描述，与《礼记·檀弓上》中是一致的，都具有“备而不用”的虚拟性：“荐器则冠有鍪而毋縰，瓮庑虚而不实，有蕈席而无床笫，木器不成斫，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用，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张而不均，舆藏而马反，告而不用也。
……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荀子·礼论》）在荀子这里，无论是祭器还是明器，都是饰哀的表现形式，他将礼中人们对死者灵魂去向的关注，转移到生者荐器的社会意义上来，表现了一种更为冷静的理性精神，这也是荀子与《礼记·檀弓》的作者不同的地方。
《檀弓》中还记载，宋哀公葬其夫人，装了一百罐醋和肉酱。对此，曾子批评道：“既曰明器矣，而又实之。
”陈澔认为曾子的批评是基于宋哀公对明器的使用不合礼制：“夏礼专用明器，而实其半，虚其半；殷人全用祭器，亦实其半；周人兼用二器，则实人器而虚鬼器。”[5]其实，实明器的行为，正是将明器与人器同等对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既破坏了人间礼的秩序，因为礼制的规定是“实人器而虚鬼器”，又混淆了人鬼二重世界的区别。
随葬的明器作为对现实世界的虚拟，它是某些禁忌的制度化体现，它们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当代学者对随葬品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随葬品是死者生前所有的器物，从死者的角度说，当他离开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时候，要带上这些东西，以备来世之用；但从活着的人们来说，埋葬死者时要把属于他的东西全部随葬或销毁，使死者的一切全都随之而去，从而杜绝了死者灵魂再回来索取属于他的东西。
[6]对亡灵的恐惧使得“所有那些在殡葬仪典上献出或者毁灭财物的人们都相信，这些东西被转为死者的灵魂所占有了。……对死者充满深情的依恋感或神灵的象征，一种对死的联想的恐惧，这种恐惧促使活着的人销毁一切引起恐惧的东西，一种要丢弃死者财物的愿望，一种漂泊的幽灵会喜欢或享用留给他的财物的观念，所有这一切是或可能是这些仪式的直接动机。”[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随葬品是生者送给死者的礼物。
这种看法基于原始人认为“人的生命在时间或空间中根本没有确定的界限，它扩展于自然的全部领域和人的全部历史。”[8]死者与生者之间的纽带并未中断，死者继续行使着他们的权威，并保护着家族，从而使之财源隆盛，这样，随葬品就是对亡灵的一种讨好。
无论何种解释，它们都是以承认死者的精神与生者之间存在交往为前提的，《礼记》中所记载的明器和祭器虽已超越了与死者生前用品相对应的直接恐惧，但为死者提供“备而不用”的器物，则是对灵魂恐惧的潜意识的反映。夏代人们对死者以死者待之，用明器陪葬是相信灵魂不灭的，“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正是对灵魂的恐惧，希望与亡灵相隔离的反映；而商人“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丧记》），则反映了生者对死者的自觉亲近，它们的随葬品为祭器，正是事死如事生的一种表现。而周人将明器与祭器并用，正是灵魂禁忌潜在地表现出两种矛盾的反映，他们既希望摆脱对死者的恐惧，又希望死者的灵魂以积极的方式与生者在一起，并成为生者的保护神，但这一些潜在的恐惧或希冀，被周礼改造为一种人文性的理智感情：
无论明器或祭器，都不是为了调节人与鬼神之间的关系，相反，它是为强化现实的仁爱与孝悌之心，人们对死者的所作所为，表达的是人们的哀痛之情，而不是对死者恐惧之感，因而它调节的依然是现实的人间关系。
冥器的区别
4楼：温柔
墓葬研究中，随
葬品分析占极重要的部分，这是因为随葬品的形制及质料不但可以作为判断墓葬年代的根据，还可以作为研究一时代物质和精神文明的素材、尤其汉代墓葬形制转变为强调提供一个与死者生前相似的「死後生存环境」，故随葬器物成为提供此种生存环境中，「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物质配备。也因此使得随葬器物可以成为日後研究汉代生活不可或缺的物质材料。
学者相信随葬品形式的转变反映出一种集体意识的更动，因为以礼器为主的随葬方式所强调的是死者生前所享有的政治地位，而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的随葬方式则显示生者比较关心死者在死後世界中的财富和舒适生活。也就是说，以生活器具为主要随葬器物的墓葬模式，与死者生前在政治秩序之中的地位关系不如礼器所显示的那麼密切。
这种改变显示出社会结构上有一些根本的变化。不过这并不就是代表旧的随葬礼器的习俗已经完全消失。它仅能说明这种随葬鼎、盒、壼等铜或陶仿制礼器的墓葬范围缩小至一些大墓，另一方面这些旧身份的象徵其实也已经不能表示墓主真正的相对身分了。
如果我们进一步比较铜鼎、铜簋、铜盉等传统礼器和一般陶制随葬明器在汉代墓葬中的数量，可以很明显的看出，铜礼器在汉代墓葬中不但数量极少，而且有逐渐降低的趋势。反之，陶生活用具，动物模型、各式建筑明器，乃至於象徵生活方式的铁工的数量日与俱增，并且远远超过铜礼器的数量。
青铜器的种类有哪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5楼：莫鸣其缪
食器鼎相当于如今的锅，煮或盛放鱼肉用。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也有四足的方鼎。
鬲(li，音历) 煮饭用：一般为侈口、三空足。
甗(yan，音演) 相当于如今的蒸锅。全器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置食物；下部为鬲，置水。甑与鬲之间有一铜片，叫做箄。上有通蒸气的十字孔或直线孔。
簋(guǐ）铜器铭文作“毁”，相当于如今的大碗，盛饭用。一般为圆腹、侈口、圈足、有二耳。簠(fu,音甫) 古书里写作“胡”或“瑚”。
盛食物用。长方形，口外侈，四短足，有盖。
簠(fǔ) 长方形，口外侈，四短足。有盖，盖、器大小相同，合上成为一器，打开则为相同的两器，在古器物学上又称为“却立”或“却置”。簠器在经籍中称为“胡”或“瑚”。
盨(xǔ) 盛黍，稷，稻，粱用。椭圆形，敛口，二耳，圈足，有盖。
敦(duì) 盛黍、稷、稻、粱用。三短足、圆腹、二环耳、有盖。也有球形的敦。
青铜器豆 盛肉酱一类食物用的。上有盘，下有长握，有圈足，多有盖。
酒器爵， 饮酒器。相当于后世的酒杯。圆腹前有倾酒用的流，后有尾，旁有鋬（把
青铜器手），口有两柱，下有三个尖高足。
角 饮酒器。形似爵，前后都有尾，无两柱。有的有盖。
《礼记·礼器》中称：”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商周之际发展为造型精美的礼器，流行于周中期之前，之后开始衰落。
《考工记·梓人》引《韩诗》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依此说，角与爵之容量为四与一之比。
角的造型与无柱的爵很像，只是流与尾同为尖状。自宋以来，定爵形器无流而具两翼若尾者为角。
斝(jiǎ) 温酒器。形状像爵，有三足，两柱，一鋬。
觚(gū) 饮酒器。长身、侈口、口和底均呈喇叭状。觚的形制为一具圈足的喇叭形容器，觚身下腹部常有一段凸起，于近圈足处用两段扉棱作为装饰。
商早中期器形较矮，圈足有“十字孔”。商晚期至西周早期造型修长，外撇的口、足线条非常优美，纹饰繁复而华贵。
觯(zhì) 饮酒器。圆腹、侈口、圈足、形似小瓶，大多数有盖。
兕觥(sìgōng） 盛酒或饮酒器。椭圆形腹或方形腹， 圈足或四足，有流和鋬，盖作成兽头或象头形。
尊 盛酒器。形似觚，中部较粗，口径较小，也有方形的。
尊为高体的大型或中型的容酒器。尊与彝一样，是祭祀的礼器之共名，是指一组祭器，而不是指某种礼器的专名。尊彝各有其用，但又相互连称，既表示它们是礼器中特别重要的盛酒器，也代表一套相应的礼制。
《周礼·寿宫》记载了裸礼(古代酌酒灌地的祭礼)用彝、朝践用尊的事宜。尊流行于商周，因其特殊地位，不仅汉代沿用，甚至到宋代徽宗年间仍制作有“宣和三年尊”。
卣(yǒu) 盛酒器(是盛酒器中的主要一种)。一般形状为椭圆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腹或圆或椭或方，也有作圆筒形、鸱鸮形或虎食人形。
盉(hé) 盛酒器，或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一般是深圆口、有盖、前有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或四足，盖与鋬之间有链相连接。
方彝 盛酒器。高方身，有盖，盖形似屋顶，且
青铜器有钮。有的方彝上还带有觚棱。腹有曲的，有直的，有的在腹旁还有两耳。
勺 取酒器。一般作短圆筒形，旁有柄。
水器罍 盛酒或盛水器。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形式。方形罍宽肩、两耳，有盖；圆形罍大腹、圈足、两耳。两种形状的罍一般在一侧的下部都有一个穿系用的鼻。
壶 盛酒或盛水器。如《诗经》上说：“清酒百壶”，《孟子》上说：“簟食
青铜器(16张)
壶浆”。壶有圆形、方形、扁形和瓠形等多种形状。
盘 盛水或承接水。
编钟 打击乐器（宫廷雅乐）。面较大而薄，多为弧形，根部凹进，边部稍作翘起。
编镈 打击乐器（宫廷雅乐）。镈体趋向浑圆，形制与编钟相似，但口部平齐。
兵器钺本是王者贵族用于劈砍的兵器，也是象征权力的刑器和礼器。商代青铜器代表了当时社会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也说明了商朝青铜器铸造工艺水平高超，青铜器的繁荣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象征。商朝青铜器的繁荣说明了人类文明由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这是人类技术发展史上的飞跃，是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巨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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