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匿名用户
闲散宗室本无品级顶戴。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帝
认为闲散宗室“谱列银潢，名登《玉牒》”，却“身无职级，竟至与齐民无别”，有辱皇室风采，于是钦赐闲散宗室着四品顶戴、武职补服。因此，他们着四品顶戴、武职补服，但无四品实职。关于别人是怎么知道他食的是云骑尉俸禄这要看他的束带是什么颜色的了。
要是宗室必有考究一看便知！
求助，一些关于清朝皇室的问题
2楼：在_等待
皇族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
、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十个名号。如果加上亲王嫡长子授世子，郡王嫡长子授长子，镇国公和辅国公又有入八分公、不入八分公之别（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把权力和财产分成八份，入八分者均出任佐领以上职，可领有旗下入户。不入八分者无此权利。
凡入八分辅国公以上，均归入八分之列） ，此外镇国、辅国将军和奉恩将军又各有一二三等，如此算来，统共有二十多等之多。清代宗室在取得爵位后，除开国初期功勋卓著，或皇帝特准破例可世袭罔替，均每代降等袭爵。这种袭爵授爵，都严格照嫡庶长幼的宗法制原则进行。
比如亲王嫡长子袭父爵，余子授不入八分公，侧福晋侧室子授二等镇国将军，妾媵所生子授二等辅国将军，如此层层递降。大致在康熙前期，每个宗室年至十五岁（虚岁，下同），即可按规定授爵。康熙二十七年（1688）改为二十岁，经“文艺骑射”考试，列名优等，方可请旨授封。
不过若原授爵职者故世，急需子弟承袭，或子弟中人才超群，可不拘年岁，特例请封。
当清立国前后，努尔哈赤率领部众东征西讨，一些上层核心，都是他的兄**侄，这中间除了因有罪遭到谪废，差不多都授以爵职。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家的子孙越来越多，于是围绕着与皇帝关系的亲疏、支派的远近和出生的嫡庶，在宗室内部的等级差别也更加繁杂起来，像有爵位和无爵位、高爵位和低爵位，后来在有爵位中又有近支和远支的区别。
清代宗室的爵位，因皇子年幼未封者不计，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十个名号。如果加上亲王嫡长子授世子，郡王嫡长子授长子，镇国公和辅国公又有入八分公、不入八分公之别（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把权力和财产分成八份，入八分者均出任佐领以上职，可领有旗下入户。不入八分者无此权利。
凡入八分辅国公以上，均归入八分之列） ，此外镇国、辅国将军和奉恩将军又各有一二三等，如此算来，统共有二十多等之多。清代宗室在取得爵位后，除开国初期功勋卓著，或皇帝特准破例可世袭罔替，均每代降等袭爵。这种袭爵授爵，都严格照嫡庶长幼的宗法制原则进行。
比如亲王嫡长子袭父爵，余子授不入八分公，侧福晋侧室子授二等镇国将军，妾媵所生子授二等辅国将军，如此层层递降。大致在康熙前期，每个宗室年至十五岁（虚岁，下同），即可按规定授爵。康熙二十七年（1688）改为二十岁，经“文艺骑射”考试，列名优等，方可请旨授封。
不过若原授爵职者故世，急需子弟承袭，或子弟中人才超群，可不拘年岁，特例请封。
为了优待宗亲，乾隆三十九年（1774）皇帝颁旨，对爵位的承袭又作了某些松动，即封亲王爵位的每代降袭到镇国公为止，郡主到辅国公，贝勒至未入八分镇国公，贝子到未入八分辅国公，如此等等，最低到奉恩将军，便可世爵罔替。对于女子，到一定年龄，亦按其父族爵位高低和嫡出庶出，分别授封郡主、县主直至格格等名号。另外，皇女则有固**主与和硕公主之别。
根据爵位降等和嫡庶制原则，有的宗室便无法取得爵位，于是出现了“闲散宗室”的名号。此外也有少量有爵位者因犯过失而削降为闲散行列的。闲散宗室在清入关前太宗皇太极时期已经出现，到乾隆二十年（1755），已多达700余人。
随着宗室人口不断增加，闲散宗室的人数比例，也在迅速地扩大。
闲散宗室原来并无品衔顶戴。乾隆四十七年（1782），皇帝认为他们既“谱列银潢，名登《玉牒》”，可因“身无职级，竟至与齐民无别”，实在有辱帝王金枝玉叶的风度，于是赏与四品顶戴和四品武职补服的荣耀。但这不等于说，就此便能做四品官、食四品俸，而且“若不知自爱”，犯了过错，也可能被革去顶戴。
前面说到，宗室成员都腰系黄带子，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因犯罪被革去黄带子的人。最早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因兄弟阋墙被废为庶人。皇太极当政后，又有兄弟如莽古尔泰、德格类、费扬古等先后遭到革退。
康熙晚期，包括舒尔哈齐子孙在内的被革斥人数已多达200多人，以后又续有增加。已革黄带子尽管身份不同，可皇族血缘无法抹煞，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起规定，他们的名字也要载入《玉牒》，附于末后，并给红带子为记。后来又把宗室中有罪发配时所生子，也归在“红带为记”的行列，至于他们的待遇则与一般旗人相同。
为了使他们与同系红带子的觉罗相区别，行文时多通称“已革宗室红带子”。
宗室的政治地位既高低不同，反映在经济待遇上，当然也有差别。这也是照着有爵无爵、爵位高低而确定的。先说有爵位的，在清入关前，诸王、贝勒等均按八旗分配原则，各拥有庄丁田地。
入关后，他们又都在京畿跑马圈地中分得了土地。从顺治七年（1650）起，并照等次发给俸银和禄米，经多次调整，确定从亲王到奉恩将军21个等次，最高亲王岁银万两、米5000石，郡王银5000两、米3000石，直至最低奉恩将军银110两、米55石。不满十八岁袭爵者按半俸支银。
王公等因病不能在**部门当差，除奉特旨准支半俸，一律停止给俸。个别有特殊勋劳，也可发给双俸。在有爵位中，封授公以上等级的，差不多都是皇帝的嫡亲兄**侄，所以待遇最优厚。
康熙初明令永不圈地，于是每逢新封爵位，便由专管宫廷事的内务府按等拨给粮庄、银庄、瓜园、果园，以及各色庄丁。亲王可得庄园28座又半庄2座，约合五六万亩，庄丁250名（户），还有口外滋生牧场和“采捕山场”。最低一等的公爵，也能分到田庄7座又半庄2座，庄丁29名（户）。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他们中有人一旦除爵或承爵降等，便要全部或将多出部分缴回内务府。
给予闲散宗室生活资助的叫“养赡银”，在性质上有别于有爵职的“食俸当差者”。不过开始时，因闲散宗室也在圈地中分得一份土地，所以并无特别的养赡津贴。后来因人丁繁衍，土地不能再给，加上有的家庭不善理家或受生老病死的影响，原地被典当出去，这样便出现了宗室生计问题。
为了适当加以周济，康熙十年（1671），朝廷决定给无**职位、无俸禄收入的闲散宗室分发养赡银米，其数额中间有过几次变动，最后确定每人每月银3两，岁米22.5石，父故幼子照此发给，残疾无法行走者月银2两、岁米22.2石。
乾隆十一年（1746），再次扩大照顾范围，除闲散宗室本身外，家中男性成员年满十岁（后改十五岁）的，每月也可得到2两养赡银。随后又确定，失去子孙依靠的寡妇和无叔伯兄弟的孤女，也按月发给银米，甚至连因犯罪遭到圈禁或遣戍外地的家属，同样能领得半份银粮。
清朝皇帝对宗室子弟尽管照顾周到，但从开销的总数中看到，重点是放在有爵位人的身上，其中又以近支上层王公为主。这里且不说公以上新封爵位都可专门拨赐田土，就从俸银米的数额中，便清楚地看出了高爵位和低爵位的等差悬殊，像最高的宗王与最低等的奉恩将军，两者竟相差达90倍。
清朝**对宗室成员采取包下来、养起来的做法，目的是为了保持皇族子弟不为人下的封建等级尊严，同时也含有维护皇权、在政治上防微杜渐的意思。所以严格规定，凡宗室成员，不得随意离开北京（后来有一部分人被安顿到盛京落户，属于例外），更不得从事其它职业，做官“既不分用各部院，又不便简用外省道府”（光绪《清会典事例》卷9），只局限于很小范围之内。实际上，它是在养的前提下把大家都束缚起来了。
这里尤其是下层宗室，除了向国家等靠要以外，完全失却了学习劳动技能和谋生竞争之路。时间一长，习惯成自然，只想着自己是皇族，系黄带子，高人一头，要好吃好用，坏习惯越来越多，可谈本领不少人什么也没有，完全成了游食于社会的寄生群。当时宗室昭梿说：
“近日宗室蕃衍，入仕者少，饱食终日，毫无所事，又食指繁多，每患贫窭，好为不法之事，累见奏牍”（《啸亭续录》卷4）。他们中某些人的作为，甚至连皇帝都感到惭愧。嘉庆帝颙琰在一次沼谕中谈到：
“近日宗室不自检束，致于吏议者不一而足，朕深惭愧”（《清仁宗实录》卷162），宗室的游惰习气，到乾隆、嘉庆时已相当严重。
到了道光、咸丰以后，由于国家内乱外祸不断，朝廷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继续维持本身的统治，加上宗室人口成倍增长，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对宗室人员的经济照料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加以紧缩。咸丰三年（1853）诏令：宗室中现任食俸人员本身红白事暨闲散宗室红事恤赏银，“均暂停止”，闲散宗室白事恤银“暂停一半”；次年，又令王公大臣当年秋季俸银减半支放。
同治六年（1867），朝廷恢**给红白恤银，但新章程确定，红事赏银20两，白事30两，比起先前的100两和120两，或白事恤银减半的60两，都大大减少了。不仅如此，连额定的3两养赡银，亦因七扣八扣而无法保证，“每月不及二两，自养多不能足”（《清续文献通考》卷26）。在光绪年间，皇帝为了装点门面，差不多每年都有那么一次赏给闲散宗室人等一月钱粮的诏令，其实在总的养赡银已被克减的情况下，靠着一年一次的周济，是顶不了大用的。
就在**对宗室人等的生活照料不断紧缩之际，北京的生活消费程度却在提高，物价节节**，康乾时期尚可维持生计的俸禄或养赡银米，到了道咸和同光年间便捉襟见肘了，一些原本锦衣玉食惯了的王公显宦们，常因非属近支，一旦降爵罢职，便立时陷入生活的窘境。奉恩将军绵垒，系已故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镇国将军永芹的儿子、多罗诚密郡王之孙，门第显赫，道光六年（1826）因犯事革退爵职，失去差使，致使无法生活。宗室东明，当过锦州副都统，是堂堂正二品大员，道光初年休致后，亦因“实无养赡”，不得不向负责皇族事务的宗人府申请发给“养赡银米”。
另一位宗室永良，当过正三品官，道光中“缘事革职回家”，“无资产隐寄”，竟到了“赤贫”的境地。当时，甚至连世袭罔替的郑亲王府，也因使用不敷，需要向京中商号揭借银子。及至清末，更出现“闲散王公贫甚”而“为人挑水者”（何刚德《春明梦录》下）。
后来出任盛京和成都将军的歧元，小时家穷，又碍着面子，不得不“夜出挈篮卖萝卜”来维持生计，至于一般闲散宗室，常有“求其一饱而不可得者”（刘体仁《异辞录》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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