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猪猪将军
“比兴”是一个含义丰富而又歧义颇多的概念。西汉毛亨所谓“兴”,包括两种情况。一个意义是指“发端”作用。
《毛诗训诂传》说“兴,起也。”就是由物象引发情思的作用,物象与情思不一定由内容上的联系,有时仅是音韵上的联系。《毛传》所说的“兴”,还有另一意义,是指一种复杂而隐晦的比喻。
朱熹在《诗集传》中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 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浅显而准确地解释了比兴的含义。“比”便是通过类比联想或反正联想,引进比喻客体,“写物以附意”;“兴”则是“触物以起情”,“它物”为诗歌所描写的景物,而这种景物必然蕴涵着诗人触物所起的情。
“兴”是一种比“比”更为含蓄委婉的表现手法。通俗地讲,比就是譬喻,是对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
在我国的诗词创作中,比兴手法的运用是较为普遍的。其不仅形式富于变化,手法灵活自如, 便于诗人抒情达意,而且为作品本身增添了一种含蓄委婉之美,既大大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 也丰富了它们的意蕴,使其具有悠长的韵味,让人回味,让人沉思。
其中,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便大量运用了比兴的表现手法。这也是最早出现的比兴手法,正是这种手法的运用,才使得那些诗歌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并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韵味。如《卫风·氓》第三章即以传统的比兴开头,由“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写眼前鲜嫩的桑叶,对斑鸠提出不要贪食的劝告,从而由此引出对女子“无与士耽”的劝告, 并以桑叶的嫩绿润泽暗喻女子早年甜蜜幸福的恋爱时光。
而第四章的前两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也是比兴手法的运用。诗人通过这两句引发对主人公遭弃始末的追述,并以桑葚的枯萎凋零暗喻似水流年带走了曾经的青春,曾经亮丽可人的容颜;以不再新鲜润泽的桑叶的结局暗喻饱受婚后贫困生活煎熬的女子面临着被无情遗弃的命运。这样既强烈地激发出了读者的联想与情感共鸣,又增强了诗的意蕴与韵味,产生了形象鲜明、诗意盎然的艺术效果。
《诗经》之后的诗歌创作中,采用比兴手法的作品也是很多的,如汉乐府《长歌行》这首诗从 “园中葵”说起,再用水流到海不复回打比方,说明光阴如流水,一去不再回。最后劝导人们, 要珍惜青春年华,发愤努力,不要等老了再后悔。这首诗借物言理,首先以园中的葵菜作比喻。
“青青”喻其生长茂盛。其实在整个春天的阳光雨露之下,万物都在争相努力地生长。何以如此?
因为它们都恐怕秋天很快地到来,深知秋风凋零百草的道理。大自然的生命节奏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不趁着大好时光而努力奋斗,让青春白白地浪费,等到年老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这首诗由眼前青春美景想到人生易逝,鼓励青年人要珍惜时光,出言警策,催人奋起。《孔雀东南飞》中,开头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用具体的形象来激发读者想象,不由得人不从美禽恋偶联想到夫妻分离,这样就给全诗笼罩上一种悲剧气氛,起了统摄全诗、引起下面故事的作用。又如《迢迢牵牛星》,整首诗借牛郎与织女隔河相望而不能团聚的民间故事来比喻一个饱含离愁的**的相思之情,含蓄蕴藉而又哀婉动人。
比兴发展到后来成了诗人、词人象征、抒情、言志的法宝,晚清词论家陈廷焯把寄托称为“兴”, “所谓兴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例如:
(1)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春蚕”、“蜡炬”象征对爱情、事业的执着追求。(2)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辛弃疾《青玉案·元夕》)“那人”,是词中的幽独佳人,象征词人追求的不同流合污的政治理想,也象征一种人生、治学的最高境界。(3)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轼《卜算子·咏雁》)冷寒的,也不止是沙洲和桐枝。
词中的“孤鸿”“幽人”互喻,象征义有多中说法,有爱情失落说、自我失意说、政治挫折说和放弃仕进说,可谓“寓意高远”。特别是后者,“孤鸿”“幽人”的意象分别来自《易经》中的《渐卦》和《履卦》,运用这两个文化意象,透射出苏轼在遭遇政治极大打击后渴望归隐、得以避祸的心态。此外,随着文学体裁的不断变化发展,比兴手法的运用在词的意境的塑造与艺术效果的表达中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可以说,没有了比兴,词便会少了一份婉约,少了一份含蓄,少了一份韵致。
总的来说,比兴手法的运用,拓展了诗词的意境,加强了诗词的生动性,增加了诗词的韵味,使得我国的诗词散发出了迷人的馨香。
诗经中的赋比兴手法是如何运用的?请举例说明
2楼：9小王子非鱼
诗经中的赋比兴手法运用的例子：
1、赋是直铺陈叙述，是基本的表现手法。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2、比是“以彼物比此物”,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的《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手法。
3、兴又多称为“起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桃夭》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
3楼：life大林子
1.《诗经》中的赋：
《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2.《诗经》中的比：
《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
3.《诗经》中的兴：
《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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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是最基本的，最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它的特点就是敷陈、直言，即直接叙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
比分为比喻和比拟。比体诗的特点是以彼物写此物，诗中所描写的事物并不是诗人真正要歌咏的对象，而是借用打比方的方法，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例如，《硕鼠》一诗中，就是运用了比的表现手法，通过描写令人憎恶的老鼠，将奴隶主贪婪残忍的本性表现的淋漓尽致。
运用比拟表达喜爱的事物，可以使它栩栩如生，给人亲切之感；用它表现丑恶的事物，可以使它原形毕露，给人厌恶之感。
兴，即起兴，在一首诗的开头，或一章诗的开头。《风雨》中运用兴的表现手法的句子是“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萧萧，鸡鸣胶胶；风雨如悔，鸡鸣不已。”通过对《诗经》的研究，有些诗中的兴起到了渲染气氛的作用。
例如，《风雨》写的是在傍晚时节，外面下班着小雨，刮着风，女主人公正在思念着自己的夫君，此时，听见了外面的鸡鸣声。烘托出女主人公的相思、愁怅之情。兴在这里就起到了渲染了一种凄凉的气氛，加深抒情女主人公的相思之情。
4楼：懒惰饼子
赋赋陈，一作铺陈。铺排，是铺陈、排比的简称。在篇幅较长的诗作中，铺陈与排比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用的。
铺排系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 在赋体中，尤其是富丽华美的汉赋中，赋法被广泛地采用。
汉乐府和汉代某些五言诗也与汉赋互相影响，更将铺陈与排比相结合，相得益彰。
比如《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比比即喻，是其中最基本的手法，用得最为普遍。 一般说，用来作比的喻体事物总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形象生动，鲜明突出事物（事情）的特征。
比如《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兴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两种形式。激发读者的联想，增强了意蕴，产生了形象鲜明、诗意盎然的艺术效果。
比如《关雎》开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5楼：笑依兔子
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
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
……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方法。
“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
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毛诗正义》引）他把 “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
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
《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
”（《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
”（《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
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
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
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
他还指出 “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
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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