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匿名用户
索绪尔提出：符号文本的建构和，有两个向度：组合轴，聚合轴。任何符号表意活动，必然在这个双轴关系中。
聚合是符号文本建构的方式，一旦文本构成，就退入幕后；组合是文本构成方式，因此组合是显示的。聚合是组合的根据，组合是聚合的投影。
聚合的定义是符号文本的每个成分背后所有可比较，从而有可能被选择的各种成分。聚合轴上的成分，只是可能进入符号发出者的选择，也有可能被符号解释者体会到它们的存在。聚合轴的选择，是基于某种标准的选择。
这标准可以千变万化，可以多重叠加。聚合轴上的成分“结构上可以取代"(structurally replaceable)被选中的这个成分。聚合关系中的符号，选择某一个，就是排除了其他“备选成分”。
注意这里说的不是“意义上可以取代”（相同相近意义取代），“结构可取代”的面宽得多。聚合是文本建构的方式，一旦文本构成，就退入幕后，因此是隐藏的；组合就是文本构成方式，因此组合是显示的。可以说，聚合是组合的根据，组合是聚合的投影。
就一次文本运作过程而言，聚合关系中的符号，选择某一个，就是排除了其他(silverman & torode 1980： 225)，聚合轴的定义，决定了除了被选中的成分，其他成分不可能在文本组合形成后出现。
解释符号文本时，同样需要双轴操作：接收者感知到的，只是文本和一部分伴随文本，他的任何解释最好深入到已经隐藏的聚合系列。理解活动本身，就是朝文本背后隐藏的聚合系列探察，就是探索文本后隐藏的构成原因。
中文把这个双轴名称译成“聚合轴”与“组合轴”，似乎两者之间真有坐标那样的一横一纵的关系。聚合轴完全谈不上方向，而组合轴也不一定是横向的，只有语言这种线性（即索绪尔说的“序列关系）的符号文本才有纵横，也只有西方语言一直是从左到右“横”向。
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在五十年代提出：聚合轴可称为“选择轴”（axis of selection)，功能是比较与选择；组合轴可称为“结合轴”（axis of ***bination)，功能是邻接粘合。雅柯布森从失语症研究出发，指出比较与邻接，是人的思考方式与行为方式的最基本的二个维度，而这正好是隐喻与转喻的根本机制。
因此，可以有纵聚合风格倾向文本，与横组合风格倾向文本。用这个方式，雅柯布森把双轴关系转换到同一表达平面上来，这样，聚合轴不再永远是隐蔽的。（赵毅衡）
艺术符号美学 20
2楼：匿名用户
电影符号学:把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符号系统和表意现象进行研究的一个学科。随着法国结构主义思想运动的勃兴，于六十年代中叶诞生的一门应用符号学理论研究电影艺术的一门符号学新分支。
它运用结构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分析电影作品的结构形式，基本上是一种方** 。1964年法国学者麦茨发表《电影：语言系统还是语言》标志着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问世。
电影符号学以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理论为基础，其代表理论家及理论著作有法国麦茨的《电影：语言系统还是语言》、意大利艾柯的《电影符码的分节》以及意大利帕索里尼的《诗的电影》等。电影符号学对西方电影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使西方电影理论进入现代电影理论时期。
参考资料：http://****cgxly.***/forum/view.asp?id=3190&pt=first&page=1
3楼：李家思
《符号学原理》述略
张洪忠讲述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是法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和符号学家，他的符号学理论，主要集中在《神话集》和《符号学原理》两书中，前者主要是符号理论的应用，后者主要是符号理论的建构。
自从索绪尔开始后，符号学的研究目标的确定，大致经过了一个从符号系统到意指系统又到意指方式的发展，也就是说，从作为产品的外在的结构化符号转移到作为过程的内在意义生产。在《符号学原理》一书中，巴尔特在引言中首先界定了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认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是具体负责话语中大的意义的那部分，这是全书立论的基础。
意义是全书的核心，从这个角度切入，就把符号学的研究范围清晰地从语言学中剥离出来。正如巴尔特本人所言：
符号学研究所选择的相关性，从本质上讲涉及到所分析对象的意指活动：我们只从这些对象具有意义这一角度去考察它们，而不涉及、至少不过早地（即在系统并未完全得以重建之前）涉及这些对象的其他限定因素（如心理的、社会的、物理的限定因素）
整部书，巴尔特把符号学圈定在人类学的研究范围，这即是巴尔特这本书的出发点，又是他与以前语言学研究的不同之处。巴尔特学紧紧抓意义来开展论述。
同时，巴尔特在书中指出了每一个在人类学范围值得进行进一步**的符号学问题，无疑为符号学的研究指了一条路。
二在书中，巴尔特以从语言学→符号学的论述方式，梳理出了符号学的四对概念：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组合与系统、内涵与外延。
语言与言语 语言与言语这对二分概念是索绪尔语言学的中心思想。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从一片繁杂中抽象出的一个纯社会性的对象，是进行交流所必须而又与构成其质料无关的规约系统，它既是一种社会制度，又是一种价值系统；而言语则是覆盖了语言中的纯粹个人的部分（发音，规则的实现及符号的偶然组合）。两者的关系是语言既是言语的产物，又是言语的工具。
巴尔特认为将语言/言语这对概念扩展到符号学领域，不能再遵循语言学模式，而必须对之加以调整。对此，巴尔特从生成学的角度来论述的。
首先，在大多数符号系统中，“语言”不是由“说话的大众”而是由决策集团制定的。在这里，巴尔特把符号的“任意性”理解为符号是由单方面决定的人为方式建立的，这就是决策集团。这是个范围狭小的群体，即可以是非常够格的技术专家，也可以是更分散更为匿名的集团。
巴尔特所举例子是时装和汽车系统、日常家具系统。
其次，巴尔特认为，在符号学的系统中存在着三个层面：物质、语言、实用。三个层面的划分，就为语言的产生找到了一个“物质”的基础，而不是言语。
为此，巴尔特举例时装中会有无言语的语言；在汽车或家具系统中，言语很匮乏。它们的语言的产生的基础是“物质”，而不是言语。
能指与所指 巴尔特把符号的构成作为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来看：在考察符号与其“环境”的关系时，提出了价值这一概念。
巴尔特认为符号学符号与它的语言学原形一样，也由能指与所指组成。但巴尔特又从符号的功能性出发，提出了功能符号（源于实用，并兼具功能性的符号学符号），其过程可表示为：词—（实用）→符号----（吸收意义）→实用物品。
所以，他的能指，所指，意指从功能性这一角度出发，在语言学的基础上又得到阐发。
能指，能指的性质大致呈现相同的特点：是一种纯相关物。与所指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中介体，物质于它是必须的。
所指，在语言学中，所指是“事物”的心理再现。是符号的使用者通过符号所指的“某物”。从功能性上看，能指与所指是符号的两个相关物。
意指，可理解为一个过程，是将所指与能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该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
巴尔特认为，语义只有经过意义与价值的双重制约才可真正确定。对于意义与价值这一双重现象，巴尔特引用了索绪尔的一页纸的比喻：把纸切分为几份时，我们一方面得到了不同的纸片(a，b，c)，每一片相对于其他都有一个价值；另一方面，每张纸片都有正面与反面，二者被同时切分(a-a'，b-b'，c-c')，这便是意义。
组合与系统 从索绪尔---雅各布森---巴尔特，对于索绪尔所提出的组合与联想，雅各布森和巴尔特的对应是隐喻与换喻，组合与系统。组合与系统是符号学分析的双轴。
在巴尔特看来，组合根本上就是由“可加以切分的实体”构成的。而系统则是一种聚合关系。巴尔特还是以服装，膳食家俱，建筑等为例。
在服装中，组合就是同一套服装中不同部分的并列：如裙子，衬衫，外套；而系统则是同一部位的不同款式，如无边女帽，窄边帽，宽边女帽等。
外延与内涵 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书中，对前面三对概念有较多论述，而对外延与内涵这部分论及很少，这似乎为本书的完美结构留下一点缺憾。
巴尔特对内涵与外延的论述，是通过分析意指过程的两个系统而建立的。首先，意指系统会延伸出第二个系统，从而使前者变成了一个简单要素，这样就有两个即相互包含又彼此分离的意指系统。如果把e作的能指。
r作为意指行为，c作为所指，则第一系统就为erc。
第一系统的erc产生第二系统，两个切入点：第二系统的e或c。如下图：
2 e r c
↑ ↑1 erc or erc
如果切入的是e，则第一系统erc就构成外延，第二系统就构成内涵。如果切入c，则第二系统就成为元语言。
什么是广告符号学?
4楼：匿名用户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饶广祥老师提出
广告符号学（semiotics ofadvertising）是应用符号学方法研究广告所形成的分支学科，侧重于广告符号的理解及其在传播中的意义增值，以社会情绪与个人体验来说明广告的传播、理解和消费行为的改变、消费时尚的形成。
罗兰巴尔特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使用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广告，后经西比奥克（umiker-sebeok)、马赛达内西（marceldanesi)、罗恩比斯利(ron beasley)等众多学者的推进，广告符号学逐渐成为广告研究的重要流派。比利斯和达内西指出，巴尔特以来，广告符号学研究的主题是广告被解释为表层（a su***ce level)意义和底层(anunderlying one)意义两个层面。前者包含了各种风格独特的符号，这些充满创意的符号创造了产品个性，同时也是底层意义的反射和痕迹。
底层意义是文本隐含意义所在……是神话（mythic)意义，是原型（archetypal)意义。因此，它是在思维之下的心理层面起作用的。（ron＆ marcel，2002:
20)基于这样的观念，他们的广告符号学研究主要是剖析广告如何建构神话。
广告符号学研究者沿着巴尔特开创的“神话学”路径开展研究。比格捏尔(jonathan bignell)提出，“为了近距离地研究，我们需要把广告从其所处的语境中分离出来，去辨别广告中的视觉和语言符号，去了解广告在组合和聚合上是如何被组织的，去了解符号和符号是如何通过编码规则系统联结起来的。我们需要去确定，广告是在何种社会神话中被构建的，以及是否在增强或挑战原有的神话。
所有这些都是过去的广告符号学分析家所关注和侧重的”(bignell 2002：31—32)。
然而，上述的研究却存在着两大问题：
一、重宏观的意识形态分析轻具体的表意规律分析；
二、重文本表意的解读轻理论抽象。目前为止，作为广告研究的本质研究路径——广告符号学研究并未取得应有的成效。因此，当前广告符号学研究的目标是：
同时达到传统的操作性研究所不能达到的广告传播效益和文化学反思所不能深入的广告动作细节，从而集传播效益与人文反思于一体。国内学者李思屈等人对广告符号学的操作性进行了探索。